这是一本论述科学研究的实践与思维技巧的书。作者威廉•伊恩•比德莫尔•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190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于1947年起任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病理学教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科学家。本书综合了本世纪和上世纪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经验、教训,立论鲜明,编排醒目,语言也饶有风趣。在这百花盛开的科学的春天,作为万紫千红中的一束,译者愿将这本书介绍给我国有志于科学的读者。 @,vm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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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书的宗旨、内容和对象,原作序言已有说明,无需译者赘述。在此仅就本书作者的观点略谈一二。 Q#bW"},^k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说:“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本书作者的观点正是如此,他十分注重实验和观察,非常强调审慎推理与客观判断。就是对待“机遇”、“直觉”、这些偶然性很大的因素,作者也一再强调只有准备的头脑才能认出机会,利用机会;“直觉”必须以对问题持续自觉的思考来作思想上的准备。作者这种贯穿始终的科学态度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 D tsZ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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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作者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他反复强调在进行实验或观测时,要密切注意细节,作出详细的笔记,切不可把观察到的现象与实验者本人对现象的解释二者混为一谈。他一再告诫人们,切勿让推理的进展超越事实,否则定会误入歧途。另一方面,他主张用批判的阅读来武装头脑,力求保持独立思考能力,避免因循守旧。他还鼓励科学工作者彼此切磋,互相探讨,打开眼界,以免鼠目寸光,作井蛙之叹。 p@<Q?
这本书的最后两章着重论述了科学的组织工作、科学工作者必备的条件和素质以及科学家生活的种种特点。因此,本书不仅对那些攀登险峰的勇士是一根得力的柱仗,而且对那些选拔勇士、组织攀登的现代“伯乐”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ewZ?+G+m
当然,作者也有自己的缺陷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反对科学工作者阅读哲学书,认为那些浩如烟海的著作对科学用处不大;他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方面,错误地认为是“政治干预科学事物”,是“会使专制主义进入科学”;他宣扬科学上的新发现大多来自机遇或直觉,用了两章的篇幅试图论证科学新发现中机遇和直觉的重要性,未免有些过分,有些例证也未免有些玄虚。联系到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制度,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唯心主义哲学的泛滥,对这些观点的产生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L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