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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宣布“全国哀悼日”为中国地震遇难者志哀





2008年05月17日10:43  来源：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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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鲁政府１６日颁布最高政令，宣布５月１９日为“全国哀悼日”，以悼念中国在汶川地震中的遇难者。这是秘鲁第一次为外国遇难者宣布“全国哀悼日”。

　　由秘鲁总统加西亚、政府总理德尔卡斯蒂略以及外交部长、司法部长和劳工部长共同签署的最高政令说：“２００８年５月１２日发生在中国的强烈地震，不仅是这个亚洲国家的灾难，也是全人类的不幸。秘鲁政府对如此惨重的人员伤亡表示哀悼，将宣布５月１９日为全国哀悼日。”

　　根据这项政令，在哀悼日，秘鲁高级官员将通过中国驻秘鲁大使馆向中国地震中的死难者志哀，全国所有政府机构、军事设施、警察机关，以及所有秘鲁在国外的外交机构都将降半旗。

　　５月１２日在中国四川省发生里氏７．８级强烈地震，至今已造成２万多人死亡。（记者刘国强 赵焱）

中国网 | 时间： 2004-12-06  | 文章来源： 中国网

现在南美洲的华侨华人有40万左右。上个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使南美又迎来了一个新的移民高潮，来自中国广东、浙江、上海、北京等地的移民或继承祖业，或与亲人团聚，或学习，或经商，在南美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其中一部分文化程度仍然不高，不懂所在国语言，没有特殊技能，需要从餐馆或小工厂做起，但也有一部分新移民有文化、有资金、有专长、有现代化商业知识，他们一来就甩掉了前辈用于养家创业的提篮小卖、锅碗瓢盆，直接进入进出口贸易或办实业的领域。出生在南美的华裔经过父辈们的积累，加上自身文化素质的提高，大多也经营着或大或小的餐馆、商铺、钱庄、银楼、贸易公司等。

此外，上个世纪50年代起，像非洲、美国等地的华侨、华人因当地战乱或受到迫害移民南美，来自香港、台湾的移民在此时也形成过一个小的高潮。这些移民的经济条件和受教育程度高一些，也有助于改变中国人的形象和地位，促进华侨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中国著名画家张大千也曾于上个世纪50年代定居巴西，住了20多年，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至今尚有佳话流传。

南美洲华侨华人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几代人用血汗与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自由与尊严，他们对当地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初涉南美洲苦力场

中国人大规模移居南美始于19世纪初，以“卖猪仔”的方式进入南美，沦为苦力，从事开矿、修筑铁路、种茶种棉等艰苦的工作。这个时期被称作“卖猪仔”来到南美的中国苦工，主要集中在秘鲁、巴西等国家，秘鲁有10万之众，巴西也有5万人左右。据巴西国家档案馆记载，1812年至1819年间，当时巴西的统治者葡萄牙帝国政府将一批中国人从澳门迁至巴西的里约热内卢作为种植园的苦力，拉开了中国人移居南美最大国家——巴西的序幕。秘鲁最大的华侨社团“中华通惠总局”资料记载，1849年，秘鲁刚刚摆脱西班牙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垦荒、筑路、建港、开矿等都急需劳动力，可秘鲁人口刚过200万，每平方公里仅有两个人。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鸦片战争之后的创痛之中，民不聊生，许多人被迫签订了出外当苦工的卖身契约。

当时从中国的广东到达南美要在海上航行120多天，众多华工被紧塞在船舱里，吃喝拉撒在一处，生活条件极为恶劣，所以才有“卖猪仔”之称，并把劳工乘坐的海轮称为“海上地狱”。大概要有十分之一的劳工死在船上，抛尸大海；而熬到南美的，便在工地或地主的庄园里过着奴隶般的生活，卖身契的合约未满便惨死异乡的中国人比比皆是。

奋斗立足南美

19世纪初特别是19世纪中期大规模到达南美的中国苦工，如果熬过了卖身契上的工作合约(一般为8年)，成为自由之身后，大都靠卖凉茶、花生米、木炭等糊口度日。后来，开始有人从中国带来工艺品，如刺绣、雕刻、披肩等在当地贩卖，大受欢迎，有的中国移民便开始提着包裹沿街逐户敲门推销，被称为“提包生意”。因为提包生意全家都能做，特别是妇女和小孩还会得到主顾的信任与怜爱，所以这种糊口方式在南美风行一时，现在南美的老华侨谈起早年的生活，每个人都会谈到自己或长辈“提包”的生活经历。

因为中国人节俭、肯吃苦，全家老少一起努力工作，点滴积累，所以第一代劳工的子女们成人后开始摆脱种植园的奴隶生活。到了20世纪40年代，孙辈们又摆脱了沿街叫卖的生活方式，在南美开起了中国杂货店。老一辈华裔备受没有文化的痛苦和屈辱，达到温饱后，马上省下钱来让儿孙辈在当地接受教育。受教育的华裔后辈开始从20世纪70年代进入当地的中层社会，改变了中国人的奴隶、小商贩形象。

比如秘鲁的一个黄姓家族在首都利马开办了一家一流的超市连锁店——E·WONG，近20家连锁店由兄弟5人共同经营，他们的爷爷经历了第一代劳工的悲惨生活，他们的父亲黄炳辉于1942年在利马开了两家小杂货店。靠着小杂货店的支撑，黄炳辉让5个儿子都上了大学，儿子们合力使自己的家族成了当地的“超市王”。

进入上层社会

生存发展之后，南美的华侨华人开始有人从事文化、教育、艺术、科研事业，融入当地的主流社会，在秘鲁甚至出现了华裔总理、部长、省长、将军等10余人。曾任秘鲁部长会议主席(即总理)的维克多·许会，他的父亲于上个世纪初到秘鲁，让子女在秘鲁都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许会认为中国人的后代进入秘鲁政界的必经之路是读书，进入政界可以更好地向人展示华裔的形象。曾任秘鲁自由省省长的阿雷尚德罗·陈一直能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他也强调中国人除努力、节俭外，还要更多地对居住国产生影响，树立认真、正直、关心社会的形象，这样才能赢得人们真正的认可与尊重。巴西知名的华裔地质学家刘占江，曾任职巴西空间技术研究院，他的研究成果为巴西地质学界赢得了荣誉，也为巴西的华侨华人争了光。

作为技术人员曾服务于巴西国家空军20多年的华裔教授项夏雨的体会是：“无论是在学校读书还是在空军工作，我都没有感受到歧视，因为我知道自己是一个移民，应该比别人付出更多的努力，拿出更好的成绩。你做好了，别人会肯定你，社会也尊重你。我的同事在夸奖我的时候就说中国人聪明，这比我挣大钱更有成就感。”

因全力投入巴西亚马逊河流域的开发，1968年至1978年间，华人企业家毕务国连续三次获得巴西政府颁发的十字勋章。毕务国从开办杂货店起步，现经营领域包括航运、工业、农业、商业、房地产业及进出口等多种行业。

巴西华人企业家林训明，是巴西植物油集团及巴西石化集团的创始人。林训明的无纺布厂、无纺布产量居全巴西第一，1992年其石化集团的资产达1亿多美元。

在秘鲁，华人是一支十分重要的社会力量，有华裔血统的人占秘鲁总人口十分之一。许多政党纷纷拉拢华人的势力。当年藤森竞选时，就称自己有华裔血统。在他执政时曾有7名华人部长。华裔的国会议员、将军、地方政府官员也有不少。华人步入了秘鲁主流社会，为秘鲁社会做出重大贡献。

除了个人凭借努力进入南美国家主流社会外，华侨华人从上个世纪50年代起也开始发展社团及文化的建设，创办侨团、侨校、侨报，在当地扩大影响。

无处不在的中国餐馆

在南美洲，也有很多的中国餐馆。中餐馆的中文招牌随处可见，中餐是当地人饮食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当地新老华侨华人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础。

无论在巴西、秘鲁、智利的哪一个城市，都能吃到地道的中餐。据了解，19世纪40年代，中餐业已在南美享有盛名，之后继续在南美发扬光大，不断发展。到目前为止，秘鲁有4000多家中餐馆，其中利马就有3000多家。智利的圣地亚哥也有近600家，其营业额占整个城市餐饮业的23％。只有300广东澄海人的厄瓜多尔，也开有40家的中餐馆。在巴西佛斯依瓜苏的森林里还有一家挂着中国的红灯笼、挂着中国长城大幅画的中餐馆，很难想像在异国他乡还能看到这么多装饰中国风格的中餐馆。餐馆的名字更包含着中国特色，中国文化，如聚福楼、长城饭店、明月楼等。中国菜的种类很多，有来自广东、东北、四川、上海等全国各地的特色菜、招牌菜，在利马唐人街聚福楼还开有广东特色的早茶。

这些餐馆的各种调味品、餐具大部分来自中国，厨师既有从中国、香港、澳门聘请的，也有一些是多年在中餐馆工作学会了中国菜烹调秘诀的当地人。

中餐业，是当地新老华侨华人谋生发展的渠道，许多老华侨发展的基础都从中餐开始，有的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老字号发展这一行业。随着新移民的增加，他们也同过去的老一代华侨一样，抵达南美便投资开设大或小的中国餐馆，其主要原因首先是新移民最易入行，中餐的一般烹调技术也不算深奥；其次是资金不用太多，容易筹措，加上原来老华侨打下的基础，中餐已被当地人接受，所以一般开业都有生意，能发展；再次是开餐馆能接触当地人，对接受当地的语言更方便。因此，中餐业在南美发展很快。现在，中餐在南美的餐饮业中已占有重要的地位，成为当地人饮食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也是影响和丰富当地社会文化生活的重要渠道。

中国城、唐人街、华侨社团

南美洲秘鲁的华侨、华人众多。从1849年75名华工登陆至今，中国人移民秘鲁已有155年历史。首都的“唐人街”位于利马市中心繁华地段的帕鲁罗街。因为这里是该国最大的华人聚居地，才被秘鲁人称为“唐人街”。该街道路两旁多为华人开办的各种店铺。华文招牌的饭馆、文具店、服装店、杂品店都有，仔细观察后才发现，其间还是餐馆和商店居多。据说，利马市拥有中餐馆几千家，分布于全市大街小巷，而且在餐馆中的打工者全是秘鲁人，没有一个中国人。

在唐人街中心区设有秘鲁华侨中心团体——通惠总局。办公室大厅左侧是当年光绪皇帝给通惠总局御笔题写的“通商惠工”横匾；光绪皇帝为外侨社题匾是惟一一次。对面墙的祖宗牌位处，供有清政府首任驻秘鲁公使郑藻如像。通惠总局是100多年前由郑倡导成立，取“能商惠工”之意。总局由八大华人会馆组成，是华侨组织的总管。当出现灾情急需物资支援时，通惠总局工作人员将利马市区内华人自愿捐助的近千件毛毯棉袍、厚衣裤等御寒物品清理并紧急发往灾区。同时，该局也组织人员进行舞龙、舞狮演练，参与秘鲁国庆节系列庆祝活动。

南美洲巴拉圭商业中心斯托劳斯纳总统市是一个独特的“中国城”，这里每30人中就有一个华人，每5家店铺中就有1家华人商店。华人商店年营业额占全市营业额的40%－50%。生活在“中国城”的3000多名华人开设了许多中餐馆，经营川菜、粤菜和台湾小吃等。华人建造了全市最高的17层大厦，开办了全国最大的“美洲百货公司”。

墨西哥的墨西加利是南美洲的又一个“中国城”。在“中国城”建造有中国特色的楼宇以及各种中式杂货铺和百货店，中国的调料、食品、罐头，应有尽有。因为该市华人大多数来自广东省的台山、新会、开平、恩平等地，故又被称为“小广州”。该城建有国货大楼，从大陆及香港进口物美价廉的国货。壮观的龙城酒家是一家大型的中国餐馆，可容纳上千人就餐。

南美洲华侨华人在近200年的时间里，几代人用血汗与才智为自己赢得了生存、自由与尊严。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有一些旧的或新的问题存在，比如社团内部或社团之间不够团结；新老华侨之间缺少宽容与理解；后辈不了解中国文化继而与父辈难以沟通；还有一些人迷恋赌博，给当地人造成“华人好赌”的恶劣印象……这些都会成为今后华侨华人发展的障碍，需要引起重视并迅速改变。（供稿《今日中国》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2月6日

文 □ 记者 胡贲

　　1980年6月的一天清晨，秘鲁首都利马的居民们从梦中醒来，猛然发现在大街小巷的电线杆子上都贴着一模一样的宣传海报，上面用侮辱性的语言攻击一个大部分利马市民都十分陌生的名字——邓小平。

　　邓小平是谁？一个中国人，何以在秘鲁这个拉美国家煽动起如此大的仇恨？利马市民的问题很快有了答案。他们从那一天开始，认识了毛泽东主义游击队——“光辉道路”，此后20多年，一直与其为伴。

　　据秘鲁真相与和解委员会调查，该国20年内战死亡的6万余人中，54%是被“光辉道路”杀害的。

　　而之所以会有反邓标语出现，是因为光辉道路认为邓偏离了毛的路线，而他们则自封为毛泽东的忠实信徒。

　　“上山打游击去！”

　　在宣传海报事件过后，“光辉道路”迅速成长为秘鲁第一大反政府武装，此后与政府军展开多年的游击战争，至今未绝。而策划海报事件的前大学哲学教授阿维梅尔·古日曼（Abimael Guzmán）后来成为该组织的精神领袖。

　　实际上，“光辉道路”游击队组织从来没有自称为“光辉道路”，他们正式的名称为“秘鲁共产党（毛派）”，是从秘鲁共产党红旗派中分裂出来的。

　　在1980年代，“光辉道路”在自己的报纸上一直把秘鲁共产党创始人何塞·卡洛斯·玛丽亚特加的一句名言“马克思列宁主义将打开通往革命的光辉道路”放在通栏标题的位置，而由于秘鲁的共产党组织一度多如牛毛，各组织的正式名称又都很相似，人们只能通过他们的出版物来辨别这些组织。于是，一个在“武装斗争”和“镇压FAN革命”方面最不留情的组织就这样被冠以了一个充满异国情调和乌托邦色彩的名称。

　　1960年代，当古日曼还在大学教书的时候，就已经接受了毛泽东思想，并开始在秘鲁的大学校园中广泛传播。到了1972年以后，古日曼及其领导的毛派共产党组织一度成为秘鲁各大学中最为强势的政治团体，但很快又在意识形态竞争中败北。党的领袖们意识到，搞学生运动和罢工并不能“取得政权”，根据毛泽东的游击战和人民战争思想，古日曼决定放弃大学校园这一阵地——“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上山打游击去！”。

　　决定作出后不久，1980年5月，“光辉道路”就开始在南方省份焚烧大选投票箱，号召人民杯葛“资产阶级的选举欺骗”，歌颂伟大的“民主集中制”，但这一运动很快被镇压下去。

　　1980年5月的秘鲁大选顺利举行。光辉道路的影响仅仅局限于南方的少数身份。此后古日曼所策划的行为艺术一般的“利马行动”大获成功，迅速为光辉道路打开了全国知名度。

　　但“革命不是请客吃饭”，搞艺术并不能带来革命胜利，游击战争需要根据地，需要钱。这一切，显然不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秘鲁首都利马”获得。而安第斯山区，则是“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在秘鲁的贫困山区，偷牛是非常严重的罪恶，通过处死“偷牛贼”之类的“地主恶霸”，光辉道路获得了一些农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光辉道路发展的早期，秘鲁当局并不在乎农村到底发生了什么。利马的政局并不稳定，民选总统被军事政变推翻，而军人政府则更注重于维护首都利马的统治。在开始的几年中，光辉道路在“白区”的夹缝中艰难而卓有成效得生长着。

　　与此同时，光辉道路也在加强自己的组织建设，在“第二次中央全会”期间，所有的领导人都聚集起来，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但显然，古日曼本人是只能“自我批评”而不能被“批评”的。

　　第二次中央全会还决定成立第一军事学校，党政干部在那里学习武器的使用和游击战理论，主要的教材自然是古日曼对毛泽东思想的“注解”，这样的“组织生活”提高了光辉道路核心团队的凝聚力和政治素养——除了从大学中直接投身革命的知识青年，大部分光辉道路新补充的干部都是安第斯山区的农民，政治学习在当时显得异常重要。

　　领导层覆灭

　　当在农村站稳脚跟以后，古日曼放弃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教条”，而是直接在资本主义统治的核心——首都利马展开“武装暴动”，汽车炸弹袭击，谋杀政府官员和其他左翼政党领袖，而利马当局显然对这样的“非常规”手段无计可施。用“武装暴动”扩大影响力，用“游击战争”扩大根据地，到了1991年，“光辉道路”已经控制了南部和中部的大多数农村。

　　就在此时，1992年，铁腕强人、“中国男孩”藤森通过选举上台执政（在拉美人看来，日本人和中国人没有什么区别，他们都来自地球的另一端，日裔的藤森从政伊始就获得了“中国男孩”的外号）。此时，不满光辉道路后来所推行的“土改”政策的秘鲁农民又自发组织起自卫武装，藤森上台后很快给他们以合法地位，据秘鲁政府统计，有7000多个此类武装前往政府登记。另一方面，藤森整顿军队，使得一度因军纪废弛而声誉扫地的政府军形象有所好转，美国中央情报局也与藤森当局展开合作，提供情报和反游击战训练方面的支持。光辉道路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

　　而古日曼的对策是在利马发动更多的“武装暴动”——当然，这种行动被“资产阶级”称为“恐怖袭击”。1992年9月12日，光辉道路包括古日曼本人在内的主要领袖，在利马举行秘密会议策划下一步暴动的时候被警方一网打尽。光辉道路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迅速崩溃，而此后接替古日曼的拉米雷斯也于1999年被捕，此后的光辉道路几乎销声匿迹。

　　为什么是秘鲁？

　　进入21世纪，唯一还在活动的光辉道路武装是其一个军事小派别“前进”，并制造过一些“麻烦”，但秘鲁整体的局势正越来越趋向安定与和平，“前进”的活动也越来越少，他们最后一次见诸报端是今年2月，“前进”的军事领袖亚历山德罗·托雷多被政府军击毙，秘鲁政府表示，托雷多的死标志着“光辉道路”的威胁被彻底清除。

　　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历史系教授，拉美历史专家Steve.J.Stern分析说，光辉道路的崛起和衰落一样充满着神秘色彩，毛泽东思想、社会主义革命，这些神秘的、异国情调的诱惑符合秘鲁的民粹主义政治传统。

　　现总统阿兰·加西亚曾于1985年上台执政，他当时的意识形态与光辉道路并无本质不同——民粹政治，反对“帝国主义经济侵略”，不同的只是谁更激进。这或许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光辉道路能获得如此广泛支持的原因，即使是在1992年上台执政，奉行“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藤森的上台，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秘鲁人民对这位神秘的东方人感到好奇，而他自己依然是威权统治的典范，他给秘鲁带来的改变并不是根本性的，这也是他即使政绩突出，也最终被政变推翻的原因。

　　现在的秘鲁共产党依然活跃，即使光辉道路失败了，毛泽东主义还是在秘鲁拥有广泛的支持者。或许有一天，另外一个“光辉道路”又会通过某种令人惊奇的方式崛起。

　　另2006年消息

　　2006-06-14：秘鲁光辉道路组织旁支“红色道路”领导人被反动政府宣判二十四年徒刑

　　秘鲁国家特别刑事法庭13日以“恐怖杀人罪”判处秘鲁反政府武装组织“红色道路”前领导人奥斯卡·拉米雷斯二十四年徒刑。

　　秘鲁国家特别刑事法庭还以同样罪行分别判处詹尼·罗德里格斯等另外七名“红色道路”成员二十年至三十六年徒刑。拉米雷斯等八人还被处以总额为一千万索尔的罚款。

　　拉米雷斯原是反政府武装组织“光辉道路”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92年，“光辉道路”最高领导人阿维马埃尔·古斯曼被捕后与政府签署和平协议，“光辉道路”同意放下武器，但拉米雷斯反对这一协议，另外组建了“红色道路”，继续从事反政府活动。

　　1999年7月，秘鲁政府军在中部丛林山区发现了拉米雷斯的踪迹，前总统藤森亲自指挥军警联合部队两千多人实施围剿，逮捕了拉米雷斯和另外十三名“红色道路”成员。

　　2006-06-14：秘鲁“光辉道路”旁支“人民救兵”组织领导人被反动政府判处三十年徒刑

　　秘鲁“光辉道路”的八名成员因被控犯有“恐怖主义罪”于14日被秘鲁司法机构判处十五至三十年有期徒刑。在当天的审判中，“光辉道路”的两名头目被判处三十年徒刑，这是秘鲁对恐怖主义罪的最高刑罚。

　　据悉，当天被审判的八名“光辉道路”成员属于该组织下属的一个叫“人民救兵”的游击队。他们在1990年代参与了“光辉道路”在利马制造的一系列恐怖袭击事件。

　　秘鲁“光辉道路”成立于1980年，是秘鲁境内主要的反政府武装。该组织在秘鲁制造了多起恐怖袭击事件，造成近3.5万人丧生，被美国列入“恐怖组织”名单。其创始人古斯曼1992年被秘鲁军方抓获。

赞，只要是能在中国困难中表示出真正的同情的国家，我都认为是可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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