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佛教，是说从晋武帝泰始元年（265）到愍帝建兴四年（316）建都在洛
阳，共五十一年间的佛教。在这个时期，著名的佛教学者竺法护、安法钦、彊梁
娄至等人分别在敦煌、洛阳、天水、长安、嵩山、陈留、淮阳、相州、广州等地，
或翻译经典，或弘传教义，或从事其他佛教活动，因此佛教比起前代来有了相当
的发展。
西晋佛教的活动，主要还是译经。这一期间从事译经的国内外沙门及优婆塞
共十二人。其中最突出的是竺法护。他本来是月支人，世代住在敦煌郡（今甘肃
省敦煌县）。此外，在洛阳有安法钦、法立、法炬，陈留（今河南省陈留县）有
无罗叉（一作无叉罗）、竺叔兰，广州有彊梁娄至，关中（今陕西省地方）有帛
远、聂承远、聂道真、支法度、若罗严。他们所译出的经、律和集传等共二百七
十五部，加上新旧各种失译人的经典五十八部，合计三百三十三部。竺法护早年
跟随他的师父竺高座到过西域，获得《贤劫》、《大哀》、《法华》、《普曜》
等经的梵本共一百六十五部。泰始二年（266）他从敦煌到长安，后到洛阳，又到
江左，沿路带着经典传译，未尝暂停。他的译业最盛时期是从武帝太康到惠帝元
康二十年间（280—299），所译出的大小三藏经典共一百五十四部（此据《出三
藏记集》卷二，《开元释教录》作一百七十五部）。现存《光赞般若波罗蜜经》
十卷、《正法华经》十卷、《渐备一切智德经》五卷、《普曜经》八卷等八十六
部。
经常襄助法护翻译的，有优婆塞聂承远、聂道真父子，他们都长于梵学。承
远明练有才，对于法护译经文句多所参正，并担任笔受。他后来在惠帝时（290—
306）自译《超日明三昧经》二卷和《越难经》一卷二部（现存）。其中《超日明
经》，即删订法护先译而成。道真从太康初到永嘉末（280—312），谘承法护笔
受；法护圆寂后，自译《无垢施菩萨分别应辩经》一卷（现存）等二寸余部。法
护的弟子，还有竺法乘、竺法行、竺法存。法护于太康五年（284）译出《修行道
地经》七卷（现存）等，法乘也曾参加笔受。
与法护同时的，有法炬、法立两人，在惠、怀二帝时合译出《楼炭经》六卷、
《法句譬喻经》四卷和《佛说诸德福田经》一卷（均现存）。
在法护译出《光赞经》后六年，即元康元年（291），又有无罗叉和竺叔兰在
陈留仓水南寺译出《放光般若经》二十卷（现存）。它的原本是朱士行在于田写
得，而由其弟子弗如檀（法饶）等送回汉地的。沙门无罗叉，于田人，稽古多学。
竺叔兰本天竺人，生在河南，善梵晋语。他们译出的《放光般若》是《大品般若》
的第二译，后来太安二年（303）沙门竺法寂（此据《放光经记》）和竺叔兰为之
考校书写成为定本。叔兰后在洛阳自译《异毗摩罗诘经》三卷、《首愣严经》二
卷二部，其书都佚。
帛远，字法祖，河内人，博学多闻，通梵晋语，于方等经深有研究。时在长
安建造佛寺，从事讲习。后来在陇西（今甘肃省地方）译有《菩萨逝经》一卷、
《菩萨修行经》一卷、《佛般泥洹经》二卷、《大爱道般泥洹经》一卷、《贤者
五福德经》一卷等十六部（上述五部现存）。此外，有彊梁娄至，西域人，于武
帝太康二年（281）在广州译《十二游经》一卷一部。又安法钦，安息人，于同年
迄惠帝光熙元年（281—306）在洛阳译《道神足无极变化经》四卷、《阿育王传》
七卷等五部。沙门支法度，在惠帝永宁元年（301），译出《逝童子经》一卷、
《善生子经》一卷等四部（上述二部现存）。又有外国沙门若罗严，译出《时非
时经》一部（现存）。
对西晋一代主要的译人、译籍，后世已有所品评。如道安在《合放光光赞略
解序》中（载《出三藏记集》卷七）评竺法护的《光赞》译本：“言准天竺，事
不加饰，悉则悉矣，而辞质胜文也。”这是说《光赞》纯用直译，文辞粗糙。评
无罗叉、竺叔兰的《放光》译本：“言少事约，删削复重，事事显炳，然易观也，
而从约必有所遗。”在《摩诃钵罗若波罗蜜经抄序》中（同上卷八）评无罗叉说：
“斲 凿之巧者也，??则巧矣，惧窍成而混沌终矣。"这是说《放光》兼用节译
和意译，删削过甚，意义必定有所遗漏。僧肇在《维摩经序》中（同上）评竺叔
兰所译《异毗摩罗诘经》：“理滞于文，常惧玄宗堕于译人。”总之，西晋一代
的佛典翻译，还没有成熟，所以后世研诵者不多。
西晋的佛教义学，继承后汉、三国，以方等、般若为正宗，这在当时几位著
名译人的译籍里可以看得出来。如竺法护，虽然译出许多重要典籍，但他的中心
思想仍是继承支谶、支谦传弘方等、般若之学的。他的译出《光赞》，和支谶译
出《道行》、支谦译出《明度》
是一脉相承的。他还译出以般若性空为基础的
《贤劫》八卷、《大哀》八卷、《密迹》七卷、《持心》四卷、《海龙王》四卷、
《等集众德三昧》三卷、《大善权》二卷等方等经典，并且曾经抽译龙树的《十
住毗婆沙论》。总之，他的译业，主要是在于弘扬般若性空的典籍的。同时无罗
叉、竺叔兰继承朱士行的遗志，他们译出的《放光》，即盛行于当时。淮阳支孝
龙，常钻研《小品》以为心要。他获得叔兰刚译出的《放光》，阅读旬余，便从
事敷讲。后来河内帛法祚（帛法祖之弟）作了一部《放光》的注解，其书不传。
卫士度略出《道行》，也在此时。另外《首楞严》在西晋有竺法护、竺叔兰两种
译本，帛法祖还作了一部注解。由这些，可见当时义学沙门是如何重视方等、般
若的了。
由于佛教在西晋渐次流行，对道教的传播也有所影响，因而在道教徒中有
《老子化胡经》之作。晋惠帝时，道士祭酒王浮平日和帛法祖争论佛道二教的短
长，王浮乃撰此经以扬道抑佛。“老子化胡”之说，从后汉以来已开始了。如
《后汉书. 襄楷传》说：“或言老子入夷狄为浮屠。”又《魏略.西戎传》说：
“浮屠所载与中国老子经相出入，盖以为老子西出关，过西域，之天竺，教胡浮
屠属弟子，别号合有二十九。”王浮的《化胡经》，或即集前人的传说而作的。
至于当时朝野对佛教的信仰，已经相当普遍。相传西晋时代东西两京（洛阳、
长安）的寺院一共有一百八十所，僧尼三千七百余人（法琳《辩正论》卷三）。
这虽然是后世的记录，未必即为信史，然而竺法护时代已有“寺庙图像崇于京邑”
之说（《出三藏记集》卷十三）。而见于现存记载中的，西晋时洛阳有白马寺、
东牛寺、菩萨寺、石塔寺、愍怀太子浮图、满水寺、槃鵄山寺、大市寺、宫城西
法始立寺、竹林寺等十余所。
其次，当时译出的经典，除了抄写传播而外，还流行一种“细字经”和“供
养经”等，足见当时对佛教信仰的广泛。如永嘉中，有不详氏族的安慧则，工正
书，于洛阳大市寺，在黄缣上用细字书写《大品般若经》一部，字如小豆，而分
明可识，一共写了十几本，即其一例。另外，西晋时代抄写的“供养经”，有些
还流传到现在，如敦煌出土惠帝永熙二年（291）所书写的《宝梁经》上卷，土峪
沟出土元康六年（296）所书写的《诸佛要集经》等都是。
（黄忏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