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一位台湾同行突然问我，为什么中国城市有那么多人民广场，希望我能帮助给个详细清晰的解答。我楞了一下，这可是我一直在琢磨的问题，因为我们在百城记的旅行途中，惊讶地发现，中国城市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同一模样。不但中国有那么多人民广场，而且中国还有这么多自称亚洲第一的喷泉，——在流行亚洲第一喷泉之前，流行的是建造亚洲第一摩天轮。这些，其实都是中国城市突然按一个模子大兴土木的结果。
如果要把这么多人民广场怎么来的说清楚，我们不如先从一个2008年河北流行的段子开始说起。
四川大地震伤员被转移到河北后，看到河北街头成片的废墟，激动地说：“河北人民真善良。你们自己都震成这样了还在帮我们！”
因为在地震稍早一个月前，河北发动了一场轰轰烈烈城市改造的“三年大变样”运动，一直持续到地震两个月后，河北十一个城市多被拆得像刚刚地震过。不幸的是，由于2008年年初房地产市场已出现逆转，所以，河北各城市拆成一片废墟后，却没见到往里砸钱的房地产商。据一个官方的测算数据统计，河北“三年大变样”变出来的空地，至少需要投入七千亿元才能被开发出来。
河北的“大拆促大建”、“以拆为纲”，绝非领导人一时头脑发热，而是将外地成功经验带到本地的结果。我们一路所见的城市，除了山西等地在城市改造的动作上落后于河北外，几乎都走在了它的前面，所以，当地领导人才会对破旧的石家庄发出这样的感慨：“看了整天想拆”。
如果房地产逆转不是在今年，也没有美国的金融危机，我相信，总会有地方会像河北一样，赶上一个不幸的时点，房子刚拆完，农田刚推平，危机来了。但问题是，那些有幸赶在危机来临前初步完成市政改造的城市，绝不意味着逃过这一劫难，因为几乎中国所有城市都是在完成了一次大规模城市改造后，在上轮房地产热潮中，将房地产业变成了自己的支柱产业。
房地产业变成支柱产业，既有城市化发展的时代必然因素，更有“经营城市”思维的示范效应。中国的城市化因为人口管制政策，迟到了半个世纪，而政府长期将社会资源全部用于生产资料的投资建设，市民居住环境的需求被压抑了几十年，房地产业爆炸式增长并成为重要支柱产业，是势所必然。但快速筹集资金，一举改变城市面貌，惟有大连才摸索出一条捷径，即所谓“经营城市”理念。
“经营城市”曾经是个很超前的东西，至少相比当时全国一拥而上搞开发区来说，它的运作过程太复杂，绩效产出也太不直观，尤其是，当时“经营城市”中的土地增值是个陌生的概念，以大部分城市官员的智力和知识水平而言，很难理解把握。所以，只有等到大连彻底变成一个美丽的模范城市，而中国内陆各城市开发区最终多被移做他用后，人们才回过神，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一种美妙的方式。
于是，除了先已富起来的广东等少数地区外，近年中国城市的市政发展，几乎采用的都是“大连2.0版”模式，先是政府搬迁到一个新区：新区的地理中心一定是巨大的行政中心，行政中心旁边一定有两幢矮小一点的建筑：人大和政协的办公楼，办公大楼前必有巨大的广场，广场上必有喷泉，广场旁，一定有一条八车道或十车道的马路，沿着这条大马路，附近一定有体育馆、博物馆之类的巨大建筑。
政府搬迁完后，是搬迁公务人员，在距行政机关不远的地方，首先立起来的居民小区，几乎一定是公务员小区，随着公务员搬迁而来的，是医院、学校等公共服务设施，一般来说，往往都是这个城市质量比较好的。再然后，是以此为核心，向四周辐射出去的空地，一块一块拍卖给开发商，等着他们将之开发为高档商品房。
与一些典型欧洲城市相比，传统中国城市，几乎自古就没有大剧院、大礼堂、广场、公园之类的大型公共建筑物，因为中国传统社会并无城市公共生活，几十年前，中国突然变得有人烟处必有礼堂广场，但它的功用只为便于国家意志自上而下灌入每一个空荡荡的脑袋，接下来的几十年，除了个别地方保留外，它们一律被废置，因为我们被认为不再需要日日训话教导，且我们从来不需要像罗马人那样经常被取悦。再然后，全国各个城市先后醒悟过来，开始向大连学习，用各种巨大的公共建筑美化自己的城市，在提升土地价值时顺带取悦自己的人民，——无论是否有此主观意愿，我的确发现在那些城市，市民是很骄傲地谈论他们的某个亚洲第一的。从这个层面说，好歹，中国城市算第一次真正接近了西方。
这就是为什么会有大广场，为什么会有大喷泉的原因。
之所以说，我们一路所见到的城市，其宏大的市政改造规划，是大连2.0版，乃是因为，中国各个城市的大小“总设计师”们，在审美情趣和鉴赏水平上，与当年大连的“总设计师”相比，无论曾到过多远的地方去参观学习，还是有相当大的落差，而他们的魄力也通常也远大过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大连的模仿对象，是现代西方城市，它可以从自己被殖民的历史遗迹中找到现实灵感。而引进大连模式的“总设计师”们，模仿对象却是北京，他们直接从长安街上各种建筑的象征意味上寻找灵感。
为什么模仿北京而不模仿更美丽的大连，这个实在不需要解释，作为一方“总设计师”，在天安门城楼上向下面蚂蚁一般走过的群众挥手致意的情形，有谁不曾暗中想象过呢？不这么想的干部不是好干部。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城市新区的核心地段，虽与北京那个地方的建筑风格迥异，但投射出的却是完全相同的秩序意识和尊卑意识。
虽然大连提供了发展路径的榜样，而北京则提供了形象的榜样，但你还是能从各个学生那里看到明显的南北区别，譬如，今天你到中国城市去，如果这个城市最高最壮丽的建筑物是行政中心，它的广场是你一看到就疑惑天安门广场是否还是世界最大，而且广场中心的喷泉号称亚洲第一，广场外那条宽阔的大马路上几乎没有多少车辆……这样的城市，一定是北方大城市。这种特征相对较弱的，则是南方味道更重的城市。
顺带说一句，在百城记途经的北方某个省区，我们四个人各自去了一个城市，结果，我们每人都见到了一个亚洲最大的喷泉。当然，我们所知的众多亚洲最大喷泉中，只有一个是在广东河源，其余的全部集中在北方。
而南方城市（在这里，我个人认为，也许除广东外，只有福建、浙江勉强算得上真正的南方）之所以罕有这一特征，是因为它们的城市改造，并非大手笔的一次到位的行政规划所致，而之所以选择了一种“长远规划”的模式，多半是由于市场力量已经足够强大，行政力量已不掌握压倒性的资源优势，所以，它无法完成一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宏大改造，当然，市民也不会为这种大规划喝彩。
“经营城市”理念对所有仿效者来说，其巨大的吸引力并非仅仅是改变市容的政绩冲动，也绝非简单的增加贪腐机会，非常值得强调的一点在于，九十年代中央地方分税制改革后，财源都被中央拿去，而地方财政一直处于焦渴状态，而巨大的房地产收益，完全是地方财政的预算外收入，对缓解地方紧张的财政来说，功莫大焉，在上轮房地产热中，对二三线城市来说，房地产业的收入一般占财政的三分之一强。它一旦发现这个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会不顾一切地要把它弄得更大，以养活不断膨胀的机构和胃口。
中国的房地产热，就内在成因来说，绝不同于我们所熟知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房地产泡沫，在市场需求和资本逐利这种力量之外，地方政府的热心推动，绝对是中国才有的特色。对中央的宏观调控来说，它是一个自觉的干扰者，对房地产市场的各个参与者来说，它是一个市场信号的扭曲者。
没错，在许多城市的一些开发项目上，房地产商甚至只是一种被动的参与者。在中原某省省会的新区，有个巨大的写字楼群的项目，即使把这个省和周边省份的白领都搬迁过来，都未必能填满那些办公室，你很难想象，房地产商会自己开发建造这样的项目。所以，看到李楠先生博客上一篇文章标题中有“房地产商专政”字样时，我深为标题创意鼓掌，可惜，他并不认为地方政府是最大的房地产商，而持房地产商和外国资本阴谋论观点，我喜欢他的题目和现象罗列，而完全不能同意他的总结。
如果房地产业垮了会如何，我觉得在世界标准答案之外还应当增加一个中国特色的症状，即地方财政出现支付危机。在房地产价格一路上涨的短暂黄金时代，各个地方政府无论是在规模上还是胃口上，都已经习惯了拥有大笔房地产业的收入，突然断粮会意味着什么？
所以，当今天房地产市场出现困境，最积极热心的救市者是地方政府，所以，是抽着九五至尊的地方政府官员出面威胁房地产商不许降价，而非房地产商为自保利益而建立价格同盟。
所以，因为地方政府这个能量巨大的特殊因素在，对地方政府以雷霆万钧的方式大手笔城市规划，我持坚决反对态度，对地方政府以严厉姿态维持房地产价格，我持反对态度，至于地方政府有一天可以发行债券，我更不相信它能被管束好。
时间已进入2009——不折腾元年，在这一年，如果注定有人要因为变坏的局势负责而作出“牺牲”，我希望其中能有个把倒霉的“总设计师”代表，对拿掉一两个这种倒霉蛋的折腾，我是一点也不反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