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巴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在帝国主义重压下仍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之一。当腐败在许多国家肆虐并日益成为全人类公害的时候，古巴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 1999年7月22日同德国《时代》周刊记者谈话时宣布：“我们的国家没有腐败、毒品和有组织犯罪。”虽然我们理解这句话时不能过于绝对化，但古巴政治上的清明却是客观事实。是什么原因使古巴远离被称为“政治癌症”的腐败现象呢？
一、古巴领导层在廉政方面的表率作用
为加强领导干部的道德行为，古巴于1996年7月颁布了《古巴国家干部道德法》，要求国家干部廉洁奉公，诚实正派和不摆排场不讲阔气。耐人寻味的是，道德法在颁布前举行了一个签字仪式，由古巴国务委员会主席卡斯特罗主持。他自己首先在上面签字，并且说了一句很精彩的话：社会主义是表率的科学。在他的带动下，全国一批部级以上的领导人分别在这部道德法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国务委员会副主席拉赫在签字仪式上宣布，不仅政府官员和部长们应遵守这些规范，他们的家属也应如此，因为 “连我们的家属都无法要求他们做到谦虚谨慎和严于律己的话，我们自己又怎能做好呢？”他还要求国家官员的亲戚朋友也这样去做。事实上，古巴领导层在廉洁奉公方面确实做到了身体力行。在古巴，除卡斯特罗等极少数人外，其他中央党政领导人都不配警卫。一些政治局委员下班后经常到街上同邻居们聊天说笑。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罗瓦伊纳虽然有分配的汽车，但除有公务外，他都骑自行车上下班，每天往返40分钟。中央各部门的领导人下去调研或进行工作，走到哪里就在哪里与职工们一起就餐，不另加饭菜，不搞特殊化。他们的做法，用中国老百姓的话说是身教胜于言教，或者是说破嘴皮子不如做出好样子。如果不是这样，效果也就适得其反。苏联*丢失政权、宣布解散已经十多年了，有人撰文分析苏共亡党的原因时说，苏共领导层一边讲人民是国家的主人，一边却由“公仆”们随意作出损害人民利益的决定，结果必然增强苏联群众的逆反心理，以至认为其所有的说教都是虚伪的，甚至危及到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信仰。两者真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二、与群众同甘共若，打成一片
有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认识古巴》的文章，其中说：“在古巴，部长的月工资450比索（约合23美元），教授的工资490比索；卡斯特罗的工资也只有500比索，即使是党中央的官员过得也是紧巴巴的。尽管这样，古巴人的精神面貌仍很好，对国家的改革和未来充满信心。”古巴每户都有一个配给本，家庭成员的基本食品是有保证的，儿童和老人配给的多一些。古巴领导人同老百姓一样凭证按规定数量购买食物，没有特供。住房除党的主要领导人外，其他领导干部亦无特殊。前些年由于缺少汽油，汽车的使用量不足。为此，古巴政府规定，凡挂红牌的车子（公车）遇有拦车搭乘的行人，空车时且驶向同一方向，必须准允搭乘。这个规定得到严格执行。后来，连政治局委员乘坐的白牌车也可以让人搭乘。几年前，我国一个代表团访问古巴，在哈瓦那大街上几次看到行人搭乘红牌车。陪同中国代表团的古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查多说，每天上下班他的车子都要搭乘4个人，有几位已经是固定搭他的车了。对个别不执行这项规定的，维护交通秩序的人就会登记下来，交有关组织处理。某省一位省委委员、副局长由于没有让路边的招手人搭上车，受到警告处分，并公布于众。领导干部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处处为群众作出榜样，所以能做到令行禁止，受到人们的拥护。
三、严峻的国内外形势在客观上对执政党的权力活动形成了一种制约
古巴原是一个单一经济结构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对外贸易只与苏联、东欧等国家交往。1989年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古巴长期以来赖以生存的经贸体系瓦解，失去了传统的资金、技术、原材料、零配件来源以及稳定的出口产品市场和优惠待遇。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趁机加紧对古巴实行经济窒息政策，使古巴的外部环境更加恶劣，陷入自革命胜利后最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为摆脱困境，1991年古共“四大”开始推行谨慎的改革开放措施，调整经济结构，实行多样化的发展战略，把食品生产、旅游业和生物医药工业作为特殊时期国家三大优先发展项目。对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及流通环节也做了部分调整。经过几年的努力，古巴结束了连续几年的经济大滑坡，情况有所好转。但从总的形势看，古巴经济的增长依然是恢复性的，资金和原料的匮乏不是短时期内可以解决的，加上传统经济体制的弊端，对外支付能力的限制以及美国的封锁，使古巴的经济发展步履维艰，要恢复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水平尚需时日。面对如此窘迫的内外环境，古巴领导人认为，只有保持干部队伍的纯洁性和领导干部的模范带头作用，带领人民渡过难关，才能维护民族独立，捍卫革命成果，并保证古巴继续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如果稍有不慎，无论是路线、方针、政策出现失误，还是严重地脱离群众，都有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所以他们在实践中能严于律己，与民谋利，以此图生存，图发展。可见，这种严重困难的内外环境，客观上对古巴的执政党形成了一种制约。这种自觉意义上的自我约束，对政治清明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中国有句古语叫 “生于忧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四、严肃执行纪律，建立健全监督制度
古巴对于执行纪律的情况要求非常严格，凡是未完成党和政府交给的任务，或者在经济问题、国防问题上犯有错误，以及不能认真参加组织生活的，都要追究纪律责任。1994年古巴共处分了3万党员，占党员总数的4.5%。这个比例是很大的。2000年处分的党员人数多达4万余人。有一所小学，校舍损坏无钱维修。女校长灵机一动，号召学生家长捐款为学校购买油漆。结果集资759比索被这位校长不知弄哪儿去了。有人将这事儿举报给基层党组织，经调查后给了她劝退的处分。这位校长认为处分太重，上诉到中央申诉委员会，申诉委员会认真核实研究后认为，尽管该同志兢兢业业为党工作多年，但她的行为严重违反了党的纪律，裁定维持原处分。古巴也很重视监督工作。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都设有监督委员会。中央政府监督委员会由国家副主席领导，财政部长协助，总检察长、中央银行行长、经济计划部长、司法部长、革命武装力量部长等为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对政府部门实施宏观监控，起组织协调作用，也研究处理重大的案件。此外，他们在财政部监察审计司的基础上设立了国家监察审计局，主要任务是监察审计，也受理别的机构和群众的申诉、举报，开展专门性的监察审计。如发现的问题属于违纪但并不严重，就直接向被监察审计的单位通报；如果违纪的问题严重，则交给政府监督委员会开会研究，通知所涉及单位的领导参加，责成他们采取措施改进；如发现的问题构成违法，就移送检察院处理。监察审计局原属财政部长领导，现已独立出来，其工作直接向政府报告（同时也向财政部长报告）。这个机制非常重要，它实际解决了监督问题的关键，即割断了监督者与被监督者的利害关系。古巴现正在着手组建监察审计部（类似中国的监察部），据说它将是一个独立的部门，对包括财政部在内的所有机构实施监督，防止贪污腐败行为的发生。
以上几条，是古巴政治得以清明的重要条件。中国与古巴远隔千山万水，两国的国情及内外部环境差异很大，但有一点应该是共同的，那就是执政党只有成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才能获得人民的衷心拥戴，而领导干部清正廉洁，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让人民信服执政党是他们根本利益的代表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