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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楼主倒序阅读使用道具楼主发表于: 2011-05-24

作者：张桂林汤耀国
来自：瞭望

本文原载于《瞭望》2009年第49期

175米这个坎，今年仍然没有迈过去。

按国务院同意的计划，三峡工程2009年175米试验性蓄水原拟10月底或11月蓄到位，但遇中下游干旱需加大下泄流量，目前三峡上游水位徘徊在170~171米左右。

去年曾首度向175米冲关，由于地灾等考虑因素，蓄水止步于172.8米。

经半个世纪论证，17年建设，6年初期运行，三峡工程已基本完工，各项验收已相继通过，国务院三峡建委已着手制订后续工作规划，目前只等待到达最终蓄水位175米，由此将转入正常运行阶段，真正检验其防洪、发电和通航等预期效益。

三峡工程，是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但不能仅以技术工程视之。

1986年，邓小平说，上三峡工程，有政治问题，不上三峡工程，政治问题会更大。

在水患深重的中国，治水历来是治国头等大事之一。崛起途中的中国，对作为经济血脉的电力的渴求，越来越迫切。

治水如治国，治水的背后，是治国之道。三峡工程能有今日，离不开“集中力量办大事”。

回望三峡工程的过去，基于可行性论证，由最高权力机关表决，被视为民主决策、科学决策的一大注脚。但在具体环节上，也是争论不断。

就程序而言，不管插曲几许，它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让人看到了“德先生”和“赛先生”的投影。

在三峡论战中，“主建派”代表人物、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钱正英说，争论都严格定性在学术和业务的范畴，没有人因为反对建三峡工程而受到过打击。“主建派”另一位代表人物潘家铮甚至说，对三峡工程贡献最大的正是那些提出质疑和反对意见的人。

回望三峡，激流已变静水，但仍有险滩、陡坡，发电效益已大显其功，但更重要的防洪作用尚待检验，移民、生态、地质也面临重重挑战。

一如崛起的中国，它还面临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三峡论战风云录
中国工程院作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的结论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

“公案”一则
全国人大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决议十年后，2002年5月16日，三峡总公司请来三峡工程最大的“反对派”——中组部原副部长李锐到建设现场考察，当时一团和气，事后却引起一段“公案”。

三峡总公司主办的《中国三峡工程报》和香港《文汇报》其后刊出报道称，李锐对三峡工程不无赞许，“能搞成这样很不容易，修好了将是一个天大的好事。”

看到报道，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李鹏，同年6月21日写下日记，认为李锐“对三峡工程的认识有了一些变化”。（引自《众志绘宏图——李鹏三峡日记》，下称《日记》）

“毫无变化。”93岁的李锐对此予以否认，他是在2009年11月23日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作出这番表示的。

但他也证实，曾对枢纽工程质量表示满意，“从技术上看，能修这样一个大工程，了不起。”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副组长兼技术总负责人、83岁的两院院士潘家铮，向本刊记者回忆起李锐的那次考察，他记得李锐当时是这样说的：“我对三峡工程的态度是明确的，也难改变了。但看了工地的建设后还是很高兴、放心的，希望尽量建好。”

李锐和潘家铮曾是水电系统的上下级同事，后来成为三峡论战的重量级“对手”。

“他是数十年如一日的反三峡派的骨干和统帅，”潘家铮在《我所知道的李锐》一文中这样写道，“没有他，三峡之争绝难如此‘波澜壮阔’。”

争论归争论，交情归交情。1992年全国人大通过三峡工程决议后，潘数次登门拜访李。李欣赏潘的技术乃至文学才华，潘亦敬重李的忧国忧民，敢于直言，称李对三峡“居功至伟”。

“李锐在五十年代反三峡（工程）立了大功，那个时代没有能力、没有需要搞三峡（工程），草率上马，后果严重。”潘家铮对《瞭望》新闻周刊说，“他八十年代仍然反对，这对三峡论证也大有好处，质疑有利于工作的改进。”

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你知不知道南宁会议？林一山那个时候红得很啊。”93岁的李锐向本刊记者忆起半个世纪前的南宁会议，口气很是自得，在那次会议上，他把三峡工程拉下马了。

1958年1月17日，时任电力部部长助理兼水电总局局长的李锐突然接到中办通知，要他第二天乘专机去南宁，讨论“三门峡”（电报多了一个“门”字）问题。

他后来才知道，毛泽东主席在南宁会议上提议要修三峡工程，当时持保留态度的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提出，有个李锐是搞水电的，和林一山争论过三峡工程的问题。毛泽东就说，把他们两人都找来当面谈一谈。

林李之争始于1956年。这年6月，毛泽东畅游长江，写下《水调歌头·游泳》，“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传遍中国。随后，被毛泽东称为“长江王”的长江水利委员会（后改称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下称长办；1988年又改称原名，下称长江委）主任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两万字长文，主张尽快修建三峡工程，唯此才能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建议蓄水高程为235米，比现在的175米，还高60米。

李锐阅罢林文，认为“太离谱”，“大半个重庆市都会被淹没”；于是，在《水力发电》上也回敬一篇两万字长文，从防洪、国民经济等各种角度全面反驳。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设下擂台，让林、李直接交手。

李锐刚抵达宾馆即被泼冷水，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找上.门来，急切地告诉他，主席在大批“反冒进”。

“擂台战”当晚展开。两位口才俱佳的对手，把各自论点搬到台面上，李锐还多了个“撒手锏”——铺开一张全国水电开发示意图，“引起主席和与会者的极大兴趣”。

李锐以图说理：1957年全国用电的总需求只有190亿度，而三峡一个大电站就要发电1000亿度以上，占全国发电量的比例过大，将严重影响电网的运行，他还打比方：“在一座城市里，总不能只有一个百货商店吧，尤其大城市，需要多少个商店啊！”

“所有人，包括毛泽东，他们为什么听得进去？第一，我的道理讲得很清楚，”李锐向本刊记者作出分析，“第二，我是小人物，要刘少奇、周恩来反对可能就不一样了。”

李锐的表现，使毛泽东对三峡工程的态度发生变化，称三峡工程的修建并未决定，并点李锐为兼职秘书。

会后，周恩来总理带头考察三峡。接着，3月的成都会议通过了三峡工程决议案，李锐参与起草。决议指出，三峡工程何时修建，要待各个重要方面的准备工作完成后，才能作出决定；要防止规划集中三峡一点，不及其他；在防洪问题上，要防止等待三峡和有了三峡就万事大吉的思想。

成都会议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掀起了全面“大跃进”。而关于三峡工程的决议，是其时唯一一份不符合“跃进精神”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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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0工程”
成都会议后，不论林一山等主建派如何催促三峡工程上马，毛、周始终没有点头。

李锐认为是他的反对意见起了关键作用。2006年，林一山撰文解释：三峡工程没有及时动工兴建，原因主要是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内有三年困难之因，外有中苏关系恶化之果，能真正作出决策的领导人已经顾不过来。次年，林一山逝世，享年96岁。

三峡工程建设缓行，但本属三峡水库的反调节水库葛洲坝却于上世纪70年代先行修建。

葛洲坝工程代号为“330工程”，以纪念毛泽东1958年3月30日视察三峡。

李锐认为，反调节水库，不应先行修建，且葛洲坝在技术上有许多问题没有解决，论证并不充分，是典型的“三边工程”。

对这个工程，林一山亦表示反对。林一山撰文称，“在中央没有正式决策之前，我正式陈述了不同意葛洲坝先于三峡上马的意见，在强调给三峡工程带来不利影响的同时，特别指出了葛洲坝工程没有做出设计，而一个未经设计的大工程是有许多未知数的。”

1970年12月26日，毛泽东在他77岁生日当天，对兴建葛洲坝工程作出批示：“赞成兴建此坝。现在文件设想是一回事，兴建过程中将要遇到一些现在想不到的困难问题，那又是一回事。那时，要准备修改设计。”

36年后的同一天——2006年12月26日，葛洲坝枢纽防淤堤上立起一块刻有这一批示的纪念石，以“纪念这一神圣的日子”。

葛洲坝开工两年后，就因重大设计问题和施工质量问题被迫停工。林一山临危受命，出任技术委员会主任，重新设计，终于在1974年复工，1988年全部建成。

在此过程中，林一山仍对三峡工程念念不忘。据其自述，他后来还对葛洲坝先行上马的认识发生转变。他估计，三峡工程一直难上，关键难在“人际关系太复杂”，因此，有必要先做一个技术上比三峡工程还难的葛洲坝工程，用事实消除疑虑，进而为三峡工程上马鸣锣开道，“由此看来，葛洲坝先于三峡工程上马，确实是经过深思熟虑后的决策。”

“波澜壮阔”之始
三峡论战在上世纪50年代还只是“小圈子”里的事。到80年代，它赫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报刊上到处充斥着三峡工程的话题：建还是不建？早建还是晚建？低坝还是高坝？争得不可开交。

李锐有了更多同道，潘家铮所称“波澜壮阔”的争论场面，自此展开。

1980年，在国家计委和国家科委的领导下，三峡工程的论证开始。李锐称，那次论证比较客观，各种反对的意见都能够表达出来，所以也就迟迟定不下来。

1981年，长办提出高坝低坝等4个候选方案。

1982年11月24日，邓小平在北京听取国家计委关于修建三峡工程以缓解电力紧张局面的汇报时表示：“赞成低坝方案，希望看准了就下决心，不要动摇。”

1984年9月，国务院原则批准长办的《三峡水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确定150米低坝方案。

低坝方案，乃权衡利弊后做出的“中庸”方案。全国政协原副主席、水利部原部长、原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道出个中原因：“想回避掉一些问题，减少一些矛盾。”

该方案原拟1986年正式开工，开工在即却遭遇两面夹击。

重庆市政府向国务院提出：150米方案的回水末端在重庆主城区以下，万吨级船队难以直达重庆，建议将正常蓄水位提高到180米。

许多“反对派”则认为，150米方案都不应该搞。他们或单独发力，或联合出击，或诉诸媒体，或直呈中央。1985年，李锐更是将其个人反对文章，编成《论三峡工程》一书。

同年3月，全国政协六届三次会议上，167位委员或联名或单独提案，对三峡工程的投资、移民、生态、防洪等问题发表意见，建议三峡工程“慎重审议”，“不要匆忙上马”。

同年7月，全国政协经济建设组组长孙越崎，率调查组入库区考察，回京后向中央提交《三峡工程近期不能上》的建议报告。

孙越崎与三峡工程的渊源甚深。上世纪40年代，美国坝工泰斗萨凡奇来华考察三峡工程时，孙越崎即为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负责人、中美合作首席代表。他后来与李锐一样，在“反对派”中扮演领军角色，多次领衔上书。

各执一端的反对意见蜂拥而至，终导致重新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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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民主”
“你讲你的头头是道，我讲我的也是头头是道，针锋相对。”向本刊记者忆及重新论证后的激烈争论，85岁的何格高兴致勃勃。他当时在国家计委下属的中咨公司工作，参加了综合规划与水位、综合经济评价两个专家组。

他没有在综合经济评价专题论证报告上签名，理由是，“搞水电建设，应找比较经济的、建设得比较快的、移民比较少的、占地比较少的、地质条件较好的、交通条件较好的，各方面比较。中国这么大，还有很多地方各种条件都比较好，不一定要上三峡。”

没有签名的专家共9位，包括另一位重量级人物——陆钦侃，他是何格高在中央大学读书时的老师。解放前，陆钦侃和孙越崎一道，任职于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参与了中美合作开发三峡的论证工作。

签名同意者403位，包括何格高的多位同学、同事、老师。何格高回忆起当年大家工作时的情形，“平时关系很要好，有不同的看法，讲完后还是很要好。”

关于这次论证，1986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在通知中说：“要注意吸收有不同观点的专家参加，发扬技术民主、充分展开讨论。”

这之后的8月30日，《人民日报》在头版发表《政治问题可以讨论》的评论员文章；同年9月到11月，邓小平四次发表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谈话。

著名水利专家黄万里未能获邀参与论证，被许多“反对派”视为缺陷。李锐向本刊记者回忆道，黄万里生前告诉他，一位论证工作的重要组织者与其有姻亲关系，春节还到黄家拜年，但论证就是不让黄参加。

黄万里以反对三门峡工程闻名。上世纪50年代，他与三门峡“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未能收效。几年后，他所预言库尾潼关泥沙淤积并导致西安水患等灾难一一“兑现”。三门峡工程后来被迫改建。

对于三峡工程，黄万里也坚决反对，主要理由也是淤积问题。

这位留美归国博士在上个世纪30年代，对长江上游和四川境内主要支流，都实地踏勘过。他认为，三峡工程将造成比三门峡工程更大的灾难，黄河的悬沙淤积在库中尚可设法冲走，但长江三峡以上的河床则有大量冲不走的砾卵石，修坝后卵石将淤塞重庆，造成水患。

黄万里未能入选论证专家组，李锐认为与论证主导权转移有关。他对本刊记者说，三峡论证原由国家计委、科委领导，1986年改由水电部一家领导后，整个论证组织，从领导小组到14个专题组，“是一个清一色赞成上马的领导班子”，所聘412位专家，持异议者屈指可数，没有一个综合可行方案同主导方案作过比较，“孤证而已”。

1966年4月10日，毛泽东在林一山关于修建三峡的报告上作出这样的批示：“需要一个反面报告。”

某种意义上，加拿大一个咨询集团编制的一份可行性研究报告，可被视为一个“反面报告”。此报告与国内论证工作同步进行，在中国、加拿大、世界银行三方共同指导下完成。报告推荐正常蓄水位为160米，比国内报告建议的175米低，理由是：该水位经济效益最大，移民人数较少。

潘家铮对本刊记者说，加方报告结论与国内报告大同小异，大同是三峡工程可修、应修，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障碍，小异则是加方报告提出的蓄水位低，也不建议建升船机。

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认为，单从直接经济效益来看，加方结论有道理。但该方案在防洪上有超蓄问题，也不能满足航运部门的万吨级船队直达重庆港的要求。

潘家铮说，当时论证是充分发扬技术民主的，对一座工程应否修建由有关业务部门组织论证亦属理所当然，遗憾的是“讨论不够充分”，“论证到了后来气氛有些不正常，变成了坚决对立的两派，说不到一块。例如，反对的人说大坝影响通航，赞成的人出来解释，建设三峡工程有利于航运，但反对的人根本不听，走开了。有记者形容是‘聋子对话’，‘题诗一首，扬长而去’。”

另外，“个别同志的态度也使人受不了。”潘家铮说。

“基本上各讲各的，”何格高回忆道，“走的人也有，但我一直都在，两方面都得听，回去要汇报。”不过，签字与否，“领导不干涉，由自己决定。”

预审会之争
1990年7月10日，何格高参加国务院三峡工程论证汇报会，继续陈述反对意见：“在长江整治和开发以及电力建设中，我认为最迫切需要满足其建设资金的，一是1980年长江中下游防洪座谈会确定的近期工程，二是全国为解决2000年前缺电局面正在建设和已经筹建的水、火、核电站，三是2000年前长江干支流航道整治工程。在满足了这些最紧迫的工程所需资金后，如果财政还比较宽裕，才可以考虑上三峡工程。”

这次会议上，98岁的孙越崎作了口头发言和3万字的书面发言，力陈弊害。

《人民日报》对汇报会做出报道：“未在主论证报告上签字的9位专家受特别邀请，全部出席了这个汇报会。如此尊重持不同见解的专家，在世界上也属罕见。”

汇报会后，国务院成立三峡工程审查委员会（下称三峡审委），聘请163位专家对可行性报告进行预审，何格高入选“工程规模、枢纽建筑物与施工”专题组工程规模小组，该小组召集人是原广西计委总工程师翁长溥，今年86岁。

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何格高、翁长溥共同回忆道：1991年5月25日，何格高在预审会上提出，预审工程规模首先应审查蓄水位，但遭到会议主持人拒绝。他又提出，副总理、三峡审委主任姚依林曾指示要认真研究，仍未得到主持人同意。

一同出席预审会的翁长溥接着发言，表示不解：为什么这么重要的问题不讨论了？不讨论我们就不签字。

最终的结果是，翁、何及另一位组员未签字。这是继论证报告之后，何格高第二次不签字。

翁长溥千里迢迢带来的长篇发言没有派上用场，打道回府后，他“含愤”致信国务院总理李鹏，请他派一位身边人员来南宁，“听我详细口述意见并看有关资料。”

十多天后，翁接到电话，被告知来信收到，“将请具体意见报邹（家华）副总理”。翁遂赶制《三峡工程的正常蓄水位不宜超过160米》的意见书上报。

翁在这份意见中提出，主导论证的水利部（1988年水利、电力重新分设两部）应处于被审查者而不是裁判者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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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3楼发表于: 2011-05-24

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日记》记录，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此前的1989年1月和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

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

“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向本刊记者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4月4日，表决通过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评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上马复上书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

1993年、1994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对本刊记者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

李鹏在《日记》中写道，1996年4月14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其后，李锐没再就三峡工程主动上书，但“给陆钦侃他们转交（的次数）多了”。

可以查证的是，从1998年到2004年，陆钦侃、翁长溥等人至少四次上书。

本刊记者今年11月提出采访请求后，陆钦侃夫人周文琮在电话中说：“老陆97岁啦，不能走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耳朵也聋了。有人来谈三峡的事，就很激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2000年，陆钦侃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以确保初期蓄水位156米时宣泄大洪水的能力，以把握主动，观察并能够处理可能发生的泥沙淤积问题，并先按156米水位移民，以缓减移民困难。

陆钦侃当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在得知三峡工程在2009年即将抬高至最终蓄水位175米，并即将封堵设在大坝底部的导流底孔之后，提出这一呼吁的。

按照1993年批准的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拟于2003年开始围堰挡水发电，2007年蓄水156米，2013年最终蓄至175米，留有6年时间观测泥沙淤积情况。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急于要提高蓄水位至175米，既大大增加移民难度，还要冒着蓄洪淤积对库尾重庆港可能酿成严重祸害的巨大风险？”陆钦侃当年表示。

三峡工程于2003年蓄水至135米，2006年蓄水至156米，2008年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蓄至172.8米。

175米蓄水为什么提前了？81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组长张仁向本刊记者作出解释：一来，近年泥沙淤积情况好于预期；二来，“如果担心淤得很厉害，影响重庆港，那就应该让水位蓄上去。水库水位在156米以下，回水到不了重庆，就看不出泥沙淤积对港口、航道的影响。”

张仁说，这一意见说服了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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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拍板

1992年4月3日，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此时，距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最早提出修建三峡工程，时光流逝73年。

李鹏在2003年出版的《日记》中写道：“决定三峡工程命运是在1985年1月19日，这是一个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邓小平在参加建设广东大亚湾核电站有关合同签字仪式后，听取李鹏（时任国务院副总理、三峡工程筹备领导小组组长）对三峡工程的汇报，指出：“低坝方案不好，中坝方案是好方案，从现在即可着手筹备。中坝可以多发电，万吨船队可以开到重庆”，“看来电有希望，翻两番就有希望”。

《日记》记录，十几天后，1985年2月2日，“李锐给我传过话来，他对三峡工程建设感到悲观，认为三峡工程上马将铸成大错。”

直到1992年全国人大会议召开前，李锐也没有放弃一搏。是年元旦，他上书中央常委：“三峡工程现在不能上马。”

此前的198.9年1月和4月，国务院副总理姚依林两度对外表示，三峡工程“五年内上不去”，这让李锐看到缓行迹象。但三年后，上马之声又紧锣密鼓地在媒体上传开。

在写给中央常委的意见中，李锐重申投资太大、移民太多、泥沙淤积、上游洪灾等问题，建议“还是到21世纪各方面条件成熟时再决定为好”。

但此时的形势已难逆转。

在1992年4月3日召开的七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关于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决议，赞成1767票，反对177票，弃权664票，未按表决器的25票，投赞成票的共占出席人数的67%，超过2/3。

“比需要的过半数还多451票。”李鹏在《日记》中写道。

“三分之一的人反对、不投票，人代会上通过的决议，没有这样的历史。”李锐向本刊记者感叹。

在这次会议上，台湾代表黄顺新向中外新闻界散发动议材料：“由于涉及领域宽广，未知因素太多，疑问不少，审议讨论时间太短，反面资料与意见的发表不充分、对工程建设的利弊尚难有深入、正确、统一的认识。因此，我们认为表决这样一个重大议案，应特别慎重，应将本案作重大议案处理，应有三分之二以上代表赞成才可通过。”

在会议即将表决前，黄顺新突然要求发言，因未安排这一程序，黄未被允许，旋即退席。

4月4日，表决通过后的第二天，三峡工程论证领导小组成员魏廷（时任长江委主任）的评论出现在《人民日报》上：“美国的胡佛大坝开始争论也很激烈，最后由罗斯福总统拍板。而三峡工程反复论证，现在又提交全国人大审议，这正是社会主义民主决策的充分体现。”

上马复上书

论战并未因全国人大表决通过而结束。

1993年、1994年，李锐三次单独或领衔上书中央领导：“建议听一次反面意见”，“建议暂缓上马”，“建议继续论证”。

“我最后一次上书，是在三峡开工（1994年12月正式开工）一年后，要它停工，那时停工还来得及。”李锐对本刊记者说，后来他被要求“服从大局”。

李鹏在《日记》中写道，1996年4月14日，“朱镕基对我说，李锐给他打电话，要求中央停建三峡工程。他已报告江泽民同志，并对李锐作了工作，劝他不要搞串联”，“江泽民同志在电话里向我谈了几点：李锐上书要求停建三峡工程已被制止，要他从大局出发。”

其后，李锐没再就三峡工程主动上书，但“给陆钦侃他们转交（的次数）多了”。

可以查证的是，从1998年到2004年，陆钦侃、翁长溥等人至少四次上书。

本刊记者今年11月提出采访请求后，陆钦侃夫人周文琮在电话中说：“老陆97岁啦，不能走了，只能坐在轮椅上，耳朵也聋了。有人来谈三峡的事，就很激动，吃也吃不好，睡也睡不好，到处找资料，找不到就发火。他干什么都很执著，太认真，怎么劝也不行。怕他犯病，这几年我谢绝了所有关于三峡的采访。他的一些老朋友，三峡反对派来信、寄材料，我也都不让他知道。”

2000年，陆钦侃和中国科学院院士吴传钧、三峡工程论证水文组专家叶永毅、黄河水利委员会技术委员会委员温善章等50位专家联名呼吁保留三峡大坝导流底孔，以确保初期蓄水位156米时宣泄大洪水的能力，以把握主动，观察并能够处理可能发生的泥沙淤积问题，并先按156米水位移民，以缓减移民困难。

陆钦侃当年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他们是在得知三峡工程在2009年即将抬高至最终蓄水位175米，并即将封堵设在大坝底部的导流底孔之后，提出这一呼吁的。

按照1993年批准的枢纽工程初步设计报告，三峡工程拟于2003年开始围堰挡水发电，2007年蓄水156米，2013年最终蓄至175米，留有6年时间观测泥沙淤积情况。

“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急于要提高蓄水位至175米，既大大增加移民难度，还要冒着蓄洪淤积对库尾重庆港可能酿成严重祸害的巨大风险？”陆钦侃当年表示。

三峡工程于2003年蓄水至135米，2006年蓄水至156米，2008年开始175米试验性蓄水，蓄至172.8米。

175米蓄水为什么提前了？81岁的清华大学教授、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组长张仁向本刊记者作出解释：一来，近年泥沙淤积情况好于预期；二来，“如果担心淤得很厉害，影响重庆港，那就应该让水位蓄上去。水库水位在156米以下，回水到不了重庆，就看不出泥沙淤积对港口、航道的影响。”

张仁说，这一意见说服了决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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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万里遗嘱

2001年8月27日，黄万里在清华大学校医院一间简朴的病房离世，享年90岁。

据其家属和知情人记录，黄万里在全国人大表决三峡工程前三次上书，表决通过后，一年内又三次上书，他反复强调砾卵石之危害，三峡高坝“若修成，终将被迫炸掉”。

“这个观点很震惊。”当年，张仁与黄万里同在清华大学水利系，他认为黄万里的估计过于严重，近几年的监测也表明卵石入库量好于预期。

据一位知情者透露，三峡总公司曾托人邀请黄万里实地考察，但黄已身患癌症，未能出行。

弥留之际，黄万里留下遗嘱：“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抗’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为主。长江汉口段力求堤固，堤面临水面，宜打钢板钢桩，背面宜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黄万里遗体告别那天，李锐正在参加一个水电学术会议，同堂坐着两位三峡工程的“主建派”——张光斗（两院院士、清华教授，曾任三峡工程初步设计审查专家组组长、三峡工程质量检查专家组组长）、潘家铮。

李锐对本刊记者说，这两位“主建派”当时都不知道黄万里遗体告别之事，“我中途去参加告别仪式，回来再开会。”

故事回到本文开篇——2002年5月，李锐应邀考察三峡工地。“他们请我去，想我讲些好话，我就写了三首诗。”李锐对本刊记者说。

诗中，李锐以“弥留时节梦魂牵”悼黄万里。诗曰：

（一）

横空出世史超前，高峡平湖现眼边。

但愿无忧更无恙，巫山神女总开颜。

（二）

南宁四十四年前，木已成舟独自怜。

黄老曾经调侃甚，弥留时节梦魂牵。

（三）

旧地重来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忠与奸。

“负责到底”

李锐说，这三首诗的中心意思，就是“处理后事”，“要预见到后面的麻烦，怎么来处理？”

“从我个人思想上讲，我对自己主持的论证到现在还没有做最后的结论。”钱正英在前述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表示，“当时论证中认为有两个问题是最担心的，一个是泥沙问题，一个是移民问题，现在我还加上一个库区污染问题，我认为这三个问题仍然值得非常重视。”

2006年，在一次有关三峡工程的会议上，钱正英又重申，三峡工程的技术经济可行性还需长期地经受历史检验，并表示要对此“负责到底”。

张光斗也就防洪库容、污染问题向决策层提出过建议。

潘家铮要乐观一些，他认为，近年情况基本在论证预期之内，不存在当初未预料到的重大问题，只不过“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瞭望》新闻周刊获悉，2008年，三峡工程即将完工之际，中国工程院受国务院三峡建委委托，组织院士和专家对三峡工程原论证进行阶段性评估，结论为“效益显著”、“利多弊少”，也有一些估计不足的问题，集中在移民安置、生态环境、地质灾害等方面。

委托该评估项目的同时，国务院三峡建委还在规划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大纲指出，“随着三峡工程建成运行，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逐步暴露，亟待解决。”□

百万移民的“世界级难题”

三峡移民之巨史无前例。潘家铮承认，“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张桂林汤耀国

新安江的教训让李锐一直对三峡移民怀有戒心。

“祸是我出的。”李锐对《瞭望》新闻周刊记者说，1950年代，他任水电总局局长，为缓解华东用电困难，下决心争取把新安江电站由两期开发改为一期开发，移民30万，“敲锣打鼓送走”。

1979年，“文革”中曾在北京秦城监狱被关押8年的李锐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处理的第一件事就是新安江移民，“几万人回来了，没法生活。”

不得已，李锐再争取资金让他们重新移出去。

三峡工程移民一百多万，四倍于新安江电站，这是李锐等“反对派”反对三峡工程上马的一个重要理由。“就地后靠，种桔子，怎么可以说得那么轻巧？”李锐对本刊记者说。

潘家铮也承认，“对移民问题当年看得过于简单了些。”

后来的移民政策一再调整，便“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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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斤种子换来14斤收成

非自愿性移民，一直是世界工程建设中的一大难题。

三峡工程构想之始，决策者优先考虑的是财力能否承担、技术是否可行，但浩大的移民始终是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

1980年代三峡工程正式上马论证时，库区移民能否得到妥善安置，成为“主建派”和“反对派”论战的焦点。

70岁的重庆市原副市长、国务院三峡建委原副主任甘宇平对《瞭望》新闻周刊说，有关部门当时做过统计，从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代中期，全国修建大小水库8.6万多座，移民逾千万人，由于对水库移民复杂性认识不足，造成许多遗留问题，上千万移民中，安置较好、生活稳定的仅占1/3，有的越搬越穷，温饱都得不到解决，长期成为一些地区的不安定因素。

三峡移民之巨史无前例，能否跳出以往越搬越穷的“怪圈”？无经验可循。

1985年8月，国家计委与国家科委组织的三峡工程淹没与移民专题论证组提出《三峡水库淹没与移民专题论证报告》，专家组对150～180米多个蓄水位方案淹没搬迁情况进行调查测算后，表示“鉴于淹没与移民问题非常复杂，今后仍需组织力量，对不同方案的移民办法进行调查研究”。

为探索解决这一“世界级难题”的途径，1985年国务院决定在三峡库区进行“开发性移民”试点工作，改变过去一次性赔偿的办法。

所谓开发性移民，即利用移民计划的投资，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资金，以“合理地开发利用”当地资源，拓展移民环境容量，以图就地消化移民问题。1992年，国务院向全国人大作说明时，此举被当作一条成功经验。

1986年三峡工程重新论证后，水电部部长、论证领导小组组长钱正英主持移民专题论证。

钱正英1999年在水利部欢庆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会上回忆道，在论证过程中有过争论，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孙鸿烈和几位专家，专门找她提出，三峡库区的环境容量不够。

1988年，论证领导小组第七次（扩大）会议对移民专题作出结论：“三峡工程移民安置任务艰巨，但有解决的途径和办法，只要提前进行开发，并实行科学管理，经过努力可以把移民安置好。”

“论证是按照大多数的意见做了结论。”钱正英说，“但我个人思想上还是做了最坏的打算，准备了第二手。”

她设想的“第二手”是，“三峡水库淹没的农田面积是35万亩，以中国之大，在某一个地方，划出35万亩农田，或者围垦出35万亩土地，再加上就地后靠等措施，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三峡工程开工后，不出几年，库区人多地少、生态承载能力不足的基础性矛盾凸显。据重庆市移民局调查，重庆库区后靠农业安置的15.57万人中，七成移民人均耕地不足0.8亩，不足0.3亩的有2.8万人。

在库区沿江两岸，本刊记者时常看到形状不一、面积甚小的耕园地零零散散地分布在坡地上，后靠用地的质量远逊于淹没前的河滩地。

重庆库区的“首搬首淹乡”——巫山县培石乡，1500多名移民就地后靠，人均耕园地0.3亩。当地人士对本刊记者说，移民分到的山坡地坡度最大在四五十度以上，“一锄挖下去满是碎石。”

村民谭少权在安置地上种小麦，撒下10斤种子，来年收成只有14斤。

一调移民规划

移民“在夹缝中求生存”，搬迁工作陷入“螺蛳壳里做道场”的境地。

甘宇平说，1997年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1998年二期移民开始，之后“发现很多后靠移民安置质量较差，移民群众有情绪，另外按照初期的规划，算来算去还有10多万人没有可供安置的土地。安置政策调整，势在必行。”

“三峡环境容量确实是紧张的。”钱正英在前述水利部国庆大会上表示，“比较好的办法是移出一部分人，我给三峡建设委员会提了这个建议，三峡建设委员会也同意这个意见。”

按1993年通过的《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三峡工程移民，应当在本村、本乡、本市、本县内安置；农村移民则应当以发展大农业为主，通过开发利用土地妥善安置。甘宇平介绍道，“具体来讲，农村移民就是后靠安置，基本不能出省外迁。”

1999年5月，新任国务院总理兼三峡建委主任朱镕基在三峡工程移民工作会议上指出，三峡库区山高坡陡，环境容量十分有限；随着水库蓄水升高，大量耕地还将被淹没；“如果强求就近后靠安置，势必开垦陡坡，毁坏植被，造成新的水土流失，破坏生态环境，贻害无穷。”

他要求25度以上坡地要停止开垦，已经开垦的要逐步退耕还林。

为此，国务院调整了移民安置规划，增加外迁安置移民数量，鼓励引导更多的农村移民外迁安置，实行多种方式安置农村移民的方针，把本地安置与异地安置、集中安置与分散安置、政府安置与自找门路安置结合起来。

2001年，《长江三峡工程建设移民条例》作了相应修改。

据统计，农村移民安置去向调整后，库区移民外迁人数增至19.97万人。库区移民干部反映，1999年移民政策实施调整后，大大缓解了后靠安置容量不足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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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调移民规划

据国务院三峡办公布，经过17年搬迁、建设，截至今年6月，三峡库区累计搬迁移民127万人，移民安置任务基本完成。

此前，三峡办有关负责人在多个场合表示，三峡工程移民总数最终将在135万至140万人之间。

初期的移民安置规划显示，到三峡工程竣工，预计移民总数为113万人。

2006年，三峡办主任蒲海清对此作出解释，在移民实施过程中，考虑到三峡库区的生态承载能力，移民的安稳致富，以及三峡库区的和谐发展，国家按照实际情况，适当增加了移民搬迁人数。

甘宇平表示，当初对农村移民人数作调查统计，并没有落实到每个人头，而是按照人口耕地比进行概算，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移民总量推算不够精确。

重庆市移民局有关负责人介绍，移民安置人口的增加，还受到了外迁政策调整、人口增长率突破规划指标、对移民资格管理控制不严等因素的影响。

除移民总量增加之外，还出现一系列新情况：部分移民淹没住房面积小，结构差，补偿少，在迁建新址建房困难；搬迁安置持续十几年，移民为满足基本生活需要，合理增建的住房未予补偿；水库蓄水后形成124个水中孤岛，岛上群众亟须适当安置；蓄水后，库周民众出行难问题超出预期；学校、医院迁建后存在资金缺口，等等。

针对以上问题，2007年，国务院批准调整移民安置规划和投资概算，在原有静态投资400亿元的基础上，新增投资79.5亿元（1993年5月价格水平），增加移民安置人口13.99万人和建房678万平方米。

遗留问题待解

三峡工程百万移民，不是简单的人员迁徙、家园变换，更是一个经济重建、社会重构的历程。在移民安置过程中，工程论证时没有考虑到的一些经济、社会问题显现出来。

二期移民搬迁完成后，库区产业发展面临新的矛盾。随着大规模工程拆迁、建设日渐减少，依靠密集的移民投资拉动而一度红火的库区经济出现停滞甚至倒退。

在国企改革大环境中，库区原有的工矿企业大多在搬迁中因规模小、技术落后、产品没有销路而关闭、破产。

三峡工程论证时认为“人口迁移后从事原有职业，没有重新就业问题”的库区城镇，出现就业岗位严重不足、失业率猛增的情况。一些区县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20%以上。至今，许多库区区县登记失业率接近10%。

库区城市里大批漂亮的移民小区成为无业小区，加上最低生活补助、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欠缺，许多移民生活陷入困境；不少农村移民土地产出有限，转移就业无门。

2003年前后，库区社会矛盾进入凸显期，移民上访率居高不下，群体性事件屡有发生。

为破解库区“产业空虚”，促进移民安稳致富，中央专门设立了总额达50亿元的三峡库区产业发展扶持基金，有针对性地支持库区农业产业化、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和旅游业；投入大量资金，有针对性地开展移民后期扶持。

随着库区产业发展起步，移民生活水平逐步提高，统计显示，截至去年底，重庆库区城镇移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农村移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3113元、4013元，是1996年的3倍、2.6倍。

进一步改善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强移民生存与发展能力，全面解决移民遗留问题的工作仍然没有结束。兑现安稳致富诺言，成为三峡工程后续工作的重中之重。

据悉，重在推动库区加快发展的三峡工程后续工作规划，经中咨公司预审后，有望今年底上报国务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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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章，收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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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灾治理八年补救

“对库区来讲，防地灾的任务远没有结束。我们丝毫不敢松懈，这是一场持久战！”

11月20日，三峡重庆库区三期地质灾害治理项目，通过国土资源部和三峡库区地灾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国家级竣工验收。国土部有关负责人表示，这标志着历时8年之久的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基本告一段落。

身为云阳县地灾防治中心主任的张保民，目前每周仍有四五天时间值守在地灾点上，他对本刊记者说：“对库区来讲，防地灾的任务远没有结束。我们丝毫不敢松懈，这是一场持久战！”

三峡库区海事部门日前发布航行警告，称有30处“重要”等级的滑坡险情时刻威胁着库区船舶航行安全，这些险情散布在下至巫山猴子包，上至涪陵镇安场400多公里的岸线，以及大宁河、梅溪河、双江河口等次支河流沿线。

库区地质专家透露，根据近年的排查，重庆库区存有地灾隐患点9300多处，其中3800多处是受三峡蓄水和降雨影响逐渐新增的，仍有4万多民众受到地质灾害的直接威胁。

这种局面，无疑大大超出三峡工程论证的预期范围。在1988年完成的地质地震专题论证报告中，专家组认为稳定条件差的岸坡仅占库岸总长的1.2%，140个体积在百万立方米以上的崩塌滑坡体中，稳定性差和蓄水后可能失稳的大型滑坡体22个。报告更多关注了滑坡体对工程安全的影响，认为可能失稳的滑坡体总体积只有3.8亿立方米，即使全部滑入水库也对水库的库容及寿命无实质性的影响。

甘宇平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坦承，最初的设计规划对地灾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投入治理的资金也十分有限。

库区国土官员和地质专家表示，尽管在移民搬迁之初，国家就对三峡库区的地质灾害情况进行了初步勘查，但真正意义上的地灾预警监测1999年才全面启动，大规模的治理则始于2001年后的“二期治理”。

甘宇平说，鉴于库区自然条件和地质条件复杂，环境容量有限，暴雨、洪水频繁，地质灾害对库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影响日益增加，2001年国务院正式强调，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也是三峡工程建设密不可分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根据需要给予充分的投入，在水库蓄水前集中力量，抓紧治理。之后，编制了《三峡库区地质灾害防治规划》，相继启动了二、三期治理工作。

彼时，迁建时间紧迫，不少移民城镇已经开工建设或完成了搬迁，有的还搬到了地灾带上。今年10月16日，受三峡水库175米试验性蓄水影响出现重大滑坡险情的巫山县曲尺乡集镇就在地灾带上。事发后，本刊记者赶赴现场察看，民宅中一些裂缝宽到可以伸进成年人的拳头。

曲尺乡于1998年完成移民搬迁，直到2002年新集镇所在的塔坪地区才被专业地质单位勘查认定为老滑坡。这个将曲尺乡集镇完全包裹的滑坡面积达到1.26平方公里、总方量约3800万方，属特大岩质滑坡，使集镇3000多居民的安全受到影响。

据本刊记者在库区多年的了解，类似情况不在少数，甚至包括奉节、巴东等移民县城，因为周边地质普遍条件较差，以及移民搬迁时间紧，都曾数易其址，至今仍然受地灾困扰。

重庆市国土局负责人表示，虽然有一些遗留问题，但总体来讲，耗资约120亿元、长达8年的全面防治，使三峡库区地质灾害的严峻形势大为改观，以重庆库区为例，地灾防治全面开展以来，规划实施各类防治项目共6797个，其中工程治理537个，实施搬迁避让项目354个，搬迁避让39050人。目前，覆盖整个库区的地灾群测群防和专业监测网络已全面建成并投入使用。自2003年蓄水以来，库区范围内没有发生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的地质灾害。

今年9月，在重庆举行的第十一届中国科协年会上，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刘嘉麒院士指出，三峡工程建设造成库区大面积岩体裸露，大跨度高边坡出现，破坏或降低了岸坡的稳定度，蓄水后使围岩遭到侵蚀破坏，加剧了一些固有的地质灾害且诱发了一些新的地质灾害。

与会的中国水力发电工程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则认为，三峡地区一直就是地质灾害高发区，出现问题并非三峡工程造成的，三峡工程的地质减灾作用明显，经过几次蓄水、泄水滑坡体都被释放之后，新的库岸肯定会变得更加安全。

中国工程院对三峡工程原论证评估认为，三峡水库高水位运行以后，必然面临一个较长时间的库岸再造问题，根据国内外经验，新建水库蓄水至高水位初期3至5年，可能会产生一些崩塌、滑坡及涌浪灾害，需密切防范；5年后，仍需对地质灾害予以监测监控。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张信宝亦称，三峡库区进入正常运行期后，由于水库常年水位变幅达30米，加之库区工程建设、航运等扰动因素，地灾活动会经历加剧期、强烈期、减弱期和“准稳定态”期，这个过程可能需要数十年时间。□

黄万里预测确否

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由于水库水位抬高，重庆段泥沙淤积问题开始显现，但被认为“好于预期”

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黄万里生前说，三峡修坝将使卵砾石堵塞重庆港，“最终被迫炸坝”。

他的同事、清华大学水利系教授张仁认为，这个估计过于严重。在接受《瞭望》新闻周刊采访时，张仁以三峡工程泥沙专家组组长的身份表示：“情况好于预期。”

低于预期的淤积仍然存在问题。重庆港务物流集团总经理熊维明对本刊记者说，2008年175米试验性蓄水以来，由于水库水位抬高，重庆段泥沙淤积问题开始显现，今年3月，九龙坡港区发生三起搁浅事件。

“这一点在论证阶段是预计到的，需要管理部门加强维护工作。”张仁说，三峡建库以来，无论是卵砾石对库尾港口的影响，还是悬移质泥沙淤积对有效库容和航道、港口的影响，实际情况都好于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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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没有发生卵砾石的严重淤积”

1993年，黄万里就三峡工程上书中央，“请速决策停工”，重申过去论点：“此坝蓄水后不出十年，卵石夹沙随水而下将堵塞重庆港；江津北碚随着惨遭洪灾，其害将几十倍于1983年安康汉水骤涨21米，淹毙全城人民的洪灾。最终被迫炸坝。”

黄万里的预测，基于他青年时对长江上游干支流的实地考察。他根据岷江都江堰鱼嘴实测的输移卵石，推算三峡段年平均入库卵石高达一亿吨。

张仁不同意黄万里的判断，理由有三：

一、长江干支流进入三峡库尾重庆段，要经过四川的大平原，大部分卵砾石在平原地区就淤掉了，“进到水库是不可能有那么多的”。

二、葛洲坝工程已经建成，假如来沙有那么多的话，葛洲坝水库进口断面的水位就会抬高，“但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

三、三峡工程坝址基坑已经开挖，假如每年来上亿吨卵石的话，坝址那个地方应该布满卵石，“事实上情况并不如此”。

据长江水利委员会水文局监测统计，三峡建库前，重庆寸滩断面多年平均卵砾石来量22万吨，仅为黄万里推算的千分之二。

张仁对本刊记者说，黄万里生前曾对这一测验结果表示异议，说卵石是测不准的，“把一个采集卵石的采样器放到河里，卵石有的滚进去，有的滚不进去，所以测到的往往只是很小一部分。”

张仁认为，“这一点黄先生是对的，但每年入库卵砾石量远远不会到一亿吨。”

三峡蓄水以来，水文局监测统计显示，寸滩断面卵石来量减少至年均4万多吨。到目前为止，重庆主城区河道还冲刷了几百万立方米，“并没有发生卵砾石的严重淤积”。

三起搁浅事件

据监测，与卵砾石一样，悬移质泥沙入库数量亦明显下降，上世纪50至70年代，三峡水库相应范围，年平均来沙量为5亿吨左右，90年代减少至3亿多吨，三峡水库蓄水后进一步减至2亿吨左右。

对于悬移质泥沙的问题，三峡水库以“蓄清排浑”的运用方式应对，即汛期来沙多时降低水位排沙，非汛期来沙少时蓄水兴利。

即便如此，在目前水库运用初期，也仅能排出70%左右的泥沙。据监测，蓄水以来，2003～2007年，每年入库2亿吨泥沙，约有1.3亿吨淤在库内。

张仁说，1.3亿吨的淤积量，“仅约为论证阶段预期的三分之一。”

他透露，2008年汶川地震导致入河泥沙增加，但三峡水库的入库沙量也只有2.18亿吨，说明水库的拦沙功能是持久的。

重庆港泥沙往年为汛期淤、汛后冲，而三峡水库汛后蓄水，影响其走沙。今年3月，九龙坡港区发生三次靠、离船舶作业搁浅事件，港口方认为与此有关。

2003年135米蓄水以来，涪陵、万州港泥沙淤积逐渐严重。2005年3月观测发现，涪陵龙王沱港区泥沙淤积最大厚度约5米，且有一定量的卵石。

“这些是水库水位抬高后必然会产生的现象。”张仁强调，这在预期之内，也可通过疏浚方式解决。

疏浚由谁埋单又成问题。重庆港务物流集团认为应由三峡集团出钱，三峡集团则认为，蓄水对航运有很大好处，淤积应由港口自行解决。

至于坝区河段的淤积情况，泥沙专家组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03年到2007年，坝区14.5千米范围内共淤泥沙约七千万立方米，坝前最大淤厚约50米。

在张仁看来，目前坝前淤积面高程离电厂和上引航道的进水口“还远得很”，坝区泥沙淤积对电厂和引航道的影响还有待于发展，“还需要继续观测和研究”。回水变动区因泥沙淤积而形成的碍航浅滩如何治理，也“有待今后继续研究解决”。

张仁认为，入库泥沙现在淤积70%，以后会越来越少，直至“冲淤平衡”，因为淤积越多，水深越浅、走沙越多，淤满预留的拦沙库容后，还能长期保留绝大部分有效防洪库容。

三峡工程论证报告根据其他水库经验与试验模型测算，作出预测：三峡水库经80~100年可达冲淤平衡。

中国工程院院士、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郑守仁向本刊记者表示，现在看来，随着上游电站建成运行，三峡入库泥沙必将进一步减少，冲淤平衡将迟至100年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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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看该作者 11楼发表于: 2011-05-24

上游缘何建库

张仁认为，近年泥沙来量及淤积量低于预期，大致有四个原因：上游水库拦沙、水土保持、降雨减少、人工采砂。

水库拦沙为首因。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三峡上游流域修建的水库总库容为245亿立方米（三峡水库库容为393亿立方米），拦沙近26亿立方米，其中，上世纪90年代增加的总库容与拦沙量达一半左右，尤其是90年代末，雅砻江上修了二滩水电站，库容有50多亿立方米，嘉陵江上修了宝珠寺水电站，库容20多亿立方米。

2002年，国家授权三峡总公司开发长江上游乌东德、白鹤滩、溪洛渡、向家坝4座水电站，设计总库容四百多亿立方米，超过三峡库容。其中溪洛渡、向家坝水库将在2012～2013年相继建成。

上游水电站的建设，在三峡工程建设期间明显提速。

2004年，陆钦侃领衔上书中央：“建议考虑上游干支流在建、待建大水库蓄洪拦沙，减轻三峡水库的负担。”

翁长溥撰文回忆，三峡论证综合规划与水位专题组成员罗西北（2005年去世）在三峡开工后积极游说高层，提出将溪洛渡、向家坝作为三峡后续工程，以缓解三峡库区的淤积问题，并扩大西电东送。

张仁向本刊记者表示，在三峡工程论证过程中，修建上游水库的拦沙作用是作为保留三峡水库有效库容的安全系数考虑的。

潘家铮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也肯定上游建库对三峡泥沙问题客观上有利，但认为其主要原因是水能开发。

提前蓄水内情

在乐观的预期之下，三峡工程175米试验性蓄水时间提前至2008年首度进行。

按照1993年的初步设计，2007年蓄至156米，2013年蓄至175米。三峡工程议案说明的附件指出，水库分期蓄水，将留有一个对库区泥沙淤积进行观测、验证的时期，“进可攻、退可守”。

陆钦侃等人亦曾于世纪之交数度上书，意在确保原计划的156米蓄水位的泥沙观测期，再行考虑蓄至175米的问题。

张仁透露，早在2005年，泥沙专家组就认为，鉴于泥沙来量减少，可以研究提前蓄水，“按水大沙丰的1998年进行模型试验，来沙有7亿吨，九龙坡港区的碍航淤积量可能达到68万立方米，我问三峡总公司能不能挖掉，总公司说可以，拼命也要挖掉。于是向三峡建委建议2007年蓄至172米。但是由于其他因素的影响，没有得到实施。”

2008年7月，张仁在国务院三峡建委第十六次全会上再次建议：“从泥沙角度看，今年可以蓄到175米，泥沙不再是抬高水库水位的制约因素”，“如果担心淤得很厉害，影响重庆港，那就应该让水位蓄上去。水库水位在156米以下，回水到不了重庆，就看不出泥沙淤积对港口、航道的影响”。

张仁说，这一意见终于说服了决策者。

可是，175米试验性蓄水去年、今年两度功败垂成。去年主要是因为地灾情况不容乐观而中途叫停，今年则因长江中下游出现旱灾需加大下泄流量而无法蓄满。

谈起陆钦侃等人当年主张要等待大洪水检验泥沙淤积情况方能进一步蓄水，张仁表示“更不成为理由”，“大坝都修完了，能够175米蓄水了，不可能一直等洪水，大洪水可能几十年都不来”。

175米试验性蓄水不仅年份提前，月份也提前。按原来设计，每年10月1日开始蓄水，但去年蓄水始于9月28日，今年始于9月15日。

张仁解释道，航运部门希望水库蓄水时下泄流量不要减少得太快，给下游沙质浅滩冲刷留出更多空间。于是，泥沙专家组建议提前到9月份蓄水，10月下泄流量便可相应加大。

郑守仁院士还建议，鉴于今年下游的旱灾，今后可进一步提前至汛末9月10日开始蓄水。

他对本刊记者说，过去计划10月1日开始蓄水，主要是担心重庆主城区河段走沙期不足，而现在来沙减少，为提前蓄水创造了条件。

提前蓄水还可多发电。“多发电的钱可用于解决上游因此出现的问题，港口淤积量很少，淤一两米，挖泥船很快就可以挖完。”郑守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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