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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贯中西、官至卿相的士君子 
——王宠惠的传奇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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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2008-3-7 




1958年3月15日，一个77岁的老人在台北去世，这个新闻并没有在祖国大陆掀起什么波澜，此后更是湮没无闻，直到今天，大陆学界才对他略有关注。然而，这个老人不是一个普通人，他在近现代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曾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传奇人物，他叫王宠惠。民国时期，在政、学两界，他的大名几乎是无人不晓。王宠惠是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作为学者，他学贯中西，在宪法、刑法、民法、国际法等领域都有精深的造诣，是中国第一个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的中国法学家，并曾是联合国宪章的起草者之一，在国际法学界享有盛誉，可以说是近现代中国法学的奠基者之一；作为政治家，他曾一度担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此后又长期身居国民政府的外交总长、司法总长等要职。王宠惠一生品德清正、学识悠长、仕途通达，如果按照中国传统，以“立德、立功、立言”来衡量一个人终生成就的大小，那么，王宠惠是近代中国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很高层次的不多的达人之一。

中国第一张大学文凭的获得者

王宠惠，字亮畴，祖籍广东东莞，1881年生于香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家庭。王宠惠的祖父王元琛据说是“广东省首位进教会的信徒”，因为鸦片战争之后遍布中国的反洋教斗争而迁居香港。王元琛有两个儿子，长子王煜初即是王宠惠的父亲。由于出生于这样一个家庭，王宠惠幼年即进入香港圣保罗学校接受英文和西方科学知识教育；与此同时，在父亲的督导下，课余在家里随周松石学习《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这样，王宠惠自小就打下了中西学方面的良好基础，为他日后在学业选择和事业发展方面铺平了道路。在圣保罗学校毕业后，王宠惠又进入皇仁书院继续其学业长达四年时间。

1895年，清政府在天津设立北洋西学学堂（北洋大学前身），开始在全国招考学员，王宠惠在港报名参加了这次考试，并以优异成绩被录取，进入天津北洋西学学堂头等学堂第四班攻读法科法律学门。北洋大学堂是一所典型的“洋”学堂，不仅教员多聘请外教，就是所开设的课程也是移植西方国家的设置，以法科为例，它开设的课程包括英文、几何、化学、天文、万国公法、商务律例、民间诉讼律等二十门，所用课本也均援用英文版本。在这里，中西学根底俱佳的王宠惠终身的治学方向初步奠定。

1899年，王宠惠以最优成绩毕业，并获颁发毕业文凭。这张毕业文凭是我国的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这张文凭颁发于1900年元月。文凭的形状为上梯形下矩形，最上方有“考凭”(即文凭)字样，文凭的正文被龙蝠图案所包围，图案花纹上方是一个蝙蝠，左右两侧四条大龙，下方为海水波浪，文凭外围左右书有“钦字第壹号”。文凭正文开头书有“钦差大臣办理北洋通商事务直隶总督部堂裕为……”文凭内有对北洋西学学堂的简介、对学生的介绍和鉴定、学生所学课程等内容，另外还写有文凭获得者王宠惠的曾祖父、祖父、父亲的姓名。因为领受该文凭的是我国第一所新型大学的第一届毕业生，又是“钦字第壹号”文凭，所以称为我国第一张大学毕业文凭，文凭的原件现存台湾。《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一书收入了该文凭的影印件。因此，王宠惠可以说是我国有据可查的第一个在本土大学毕业的大学生。

留日学生中的谦谦君子

1895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分水岭。这一年，在甲午战争中中国被“蕞尔小国”日本击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一事件极大地震动了中国各阶层，中国人真的感受到了亡国灭种的危机，其中知识阶层反应尤其剧烈。但当时的士大夫并没有被仇恨日本的情绪所左右，而是正如著名教育史家舒新城指出的，条约刚一签订，转年，就在中国兴起了留学日本的热潮，他们中有不少人立志要在曾有相似历史遭遇（日本也是在西方的炮舰面前被迫放弃闭关锁国的政策的），并在语言文字上比较接近的日本寻找救亡的药方。

王宠惠就是这些具有使命感的知识人士中的一员。毕业后，王宠惠曾在上海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短期任教。光绪二十六年，即庚子年（1901年）的秋天，国民党人秦力山在大通起兵失败，逃到上海，由王宠惠秘密收容，并资助秦力山远赴日本。秦力山到日本后，在东京创刊《国民报》，宣传革命，函约王宠惠担任英文版撰述，因此王宠惠旋即于1901年赴日留学，致力于政法问题的研究。

王宠惠在日本求学的时间并不长，在这期间他翻译孟德斯鸠等西方法学家的作品，同时撰写文章，呼吁国人起来革命。除此以外，王宠惠还留下了能证明他士君子人格的一则小故事。据《革命逸史》记载，在东京的时候，王宠惠与秦力山租屋同住，王住在楼上，秦力山以及另有几个留学生住在楼下。他们雇了一个日本下女，容貌艳丽，举止妖冶。当时王宠惠只有二十来岁，年少英俊，日本下女对他一见倾心。那个日本少女常常向他献媚，并且常以语言对他进行挑逗，可是他不为所动。王宠惠曾请秦力山劝告日本少女，以后不要再骚扰他，可是这个日本女人不听劝告。一天清晨四点左右，天还没有亮，那位春意荡漾的日本小姐，赤身裸体地进入王宠惠房中，向他求欢。王见状大为惊骇，急忙大呼：“不可，不可！”下女只得狂奔而走。住在楼下的秦力山及其他几位留学生，听到王宠惠在楼上大叫，都从梦中惊醒过来，他们都跑到楼上，询问发生了什么事，可是王宠惠当时坚持不肯说。后来他们知道详情，对于王宠惠见色不淫的定力，十分钦佩。

这则故事的真伪难说，但是王宠惠一生个人品格清高，仁慈爽直，淡于名利，不好女色，却是事实。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故事的可信度相当高。这说明王宠惠不是那种沽名钓誉之徒，而是真的“尊德性，道问学”的谦谦君子。

蜚声国际的著名法学家

1902年初冬，王宠惠转赴美国求学，他先就学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随后转入耶鲁这所培养了不少中国近代名人如容闳、詹天佑的世界一流学府深造，并在这里获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博士毕业以后，王宠惠旋即赴英国继续研究国际公法，并获得英国律师资格。同时，王宠惠还游历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先进国家，考察各国宪法，并被选为柏林比较法学会会员。

在这期间，最能显示王宠惠学术功底的事件是他以英文翻译了《德国民法典》，该作品于1907年在伦敦由著名的斯蒂芬斯书店出版。该书在王宠惠版之前已经有一些英译本问世，但因这样那样的缺陷而未被学界所接受，而王宠惠的译本一出，很快就受到国际法学界的好评，并迅速成为欧美各大学的通用教材，这使得王宠惠在西方法学界名声大振。《德国民法典》的英文版奠定了王宠惠在西方世界的学术地位。

该书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在美国保持了经典教材的地位。其影响之大，下面的一则小故事可以窥豹一斑。尼克松去台湾的时候，一下飞机就提出要探望王博士，以表示他的敬意。原来王宠惠以英文翻译的《德国民法典》出版之时，正值尼克松出生，后来尼克松上大学，所用的关于德国民法典的教材就是王译版本。一个中国人，能以英文翻译德文的作品，并赢得以英文为母语的英美人如此的尊敬，这种学术的功力，即便到了今天，也是值得国人引以自豪的事情。

王宠惠在法学方面的贡献远不止于此。在回国以后，王宠惠先后撰写了《宪法刍议》、《宪法危言》、《宪法平议》、《比较民法》、《中华民国宪法之要点》、《宪法之功用》、《五权宪法》、《五权宪法之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厚重的法学作品，根据孙中山提出的五权相互制衡的宪政理念，仔细探讨了中国宪政设计的原则和方针，不仅奠定了中华民国的立宪基础，而且引领了近代中国的宪政风潮。

除了在宪法和民法方面的造诣之外，王宠惠在刑法和国际法方面也有突出的成绩。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的初期，沿用的刑法典是北洋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1928年，王宠惠开始主持修订刑法，他在《刑法第一修正案》的基础上，起草了《刑法草案》。这一草案包含了不少新观点，吸收了符合现代法律精神的观念，废除了旧刑法中受传统礼制影响的内容，废除了依亲亲等级确定惩罚程度的旧原则，确立了在刑事惩罚方面一律平等（包括男女平等和所有国民在法律面前平等）、惩罚从轻的原则；此外，该草案保障了工人罢工的权利等等。这一法律草案最终经中国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于1928年4月10日公布，并于当年7月1日施行，这就是1928年版本的《中华民国刑法》。该法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法典的形式颁布的刑法典，它的出现，王宠惠居功厥伟。该法典得到了当时中国著名法学家的广泛好评，著名法学家伍朝枢（著名外交家伍庭芳之子）认为它在学理和事实方面都极其精当，“洵为完善之刑法”。而著名法学家杨鸿烈也对它十分赞赏，称它采用了世界最新的立法体例，充分体现了改善主义精神，并赞美说，如果拿它来和当时世界上任何国家最先进的刑法典相比较，“当亦无多逊色”。这些法学同行的称颂，充分显示了王宠惠在刑法方面精深的修养。

在修订完刑法典以后，王宠惠又参与了中国民法典的编订工作。在这部民法典的编订过程中，王宠惠既是顾问，又是实际的法案起草的参与者。这部民法典采用了民商合一的编撰体例，注重对西方最先进的民商法思想的吸收，以社会本位为立足点，又兼顾了中国传统的民间习惯，真正达到了中西合璧、兼容无碍的效果。《中华民国民法》在短短两年内就编订完成，虽然由于时局的限制，它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贯彻，但它为以后编撰中国民法在体例、原则、指导思想等方面确定了范例。在这个过程中，王宠惠发挥了领导和技术骨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