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大学创办百余年来，已有众多的大学探索了各自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其中最为深刻，具有不朽生命力的是蔡元培在北大倡导的"兼容并包、思想自由"，梅贻琦在清华大学提出的"所谓大学者，非有大楼之谓也，而有大师之谓也。"它已融化在百年来中国大学追求科学真理、倡导思想自由和"研究学术，造就人才，服务国家"的血脉之中，成为中国大学永不磨灭的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江泽民同志《在北大百年校庆庆典上的讲话》中提出，今天的大学"应该是培养和造就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的摇篮；应该是认识未知世界、探求客观真理、为人类解决目前面临的重大课题提供科学依据的前沿；应该是知识创新、推动科学技术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重要力量；应该是民族优秀文化与世界先进文明成果交流借鉴的桥梁。"这是对新世纪中国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的具体概述，为我国大学的健康发展指明了方向。近年来，在我国大学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出现了与上述大学精神和大学理念相悖的一些怪象，理应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
怪象之一：中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
大学是学术组织，这本来是不言自明的问题。然而我国大学的官本位现象却有愈演愈烈之势。眭依凡教授认为，[1]所谓"官本位"，即以官为本，以官的利益需要、官的价值诉求为行为取向，惟官是重，惟官是大。突出表现在：我国的大学过于追求内部的行政等级，现在已经出现了副部级的大学校长，不少大学里，厅级干部一走廊，处级干部一礼堂，科级干部一操场，已非戏言。"官本位"正在演化为一种大学内部的价值取向--拜官主义。大学里的一些学术带头人若不委以官职，就会被看作是不重视人才。大学生对学生官也是趋之若骛。大学作为学术组织，学术权力是附着在大学内部的特有产物。然而在一些大学过于强调行政权力尤其是行政官员的作用，一些职能部门出现了角色错位，将服务职能置换成指挥权力。教授及其群体的学术权力在不少大学不仅未得到充分重视，他们的办学治校之智慧与积极性也未充分发挥和调动。在关系学校发展的重大决策中，他们常常处于失语或半失语的状态。我国大学的"官本位"趋势，不仅使大学的学术组织属性受到侵蚀，而且影响到学术的可持续发展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怪象之二：中国大学的定位错位现象
台湾大学的老校长傅斯年说，[2]如果要我说出大陆的大学和美国、台湾的大学最根本的不同之处，我想就在于对于大学的地位、使命、格调定位不同。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培养的是螺丝钉；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人才。大陆的大学，即使是名牌大学，比较像职业学校或技术学院；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培养的是独立研究独立思考的领袖人才。大陆的大学，尤其是名牌大学，很像是在开店开公司；美国的名校和台大则把自己看作是学术殿堂。比如：同济大学也是老牌名校了，尤其是以建筑系闻名；然而，电视广告里，它下属的"同济大学装潢公司"居然用同济的金字招牌拉装潢生意。上海交大也是百年名校，现在不但有股票上市公司（当然，同济、北大、清华等大陆名校都有），而且走在它的校园里，简直就像逛一个市场。还有，上海交大的系所分得真是细，比方说，居然还有个"机器人研究所"。耶鲁大学整个工科就是一个系：工程系。当知识变得如此支离破碎的时候，你还指望能培养出有全局眼光的栋梁之材？当大学校园变得像个市场商场的时候，你还指望能熏陶出什么优雅之士？听上海的大学生和大学毕业生的谈话，永远都只围绕着"个人"问题，出国啦，读学位啦，学英语啦，学电脑啦，工作啦……在美国和台湾，大部分的社会变革和进步都是由学校和民间的知识分子推动的；在上海，知识分子是这样的幸福，一切事情都只需要等着上海市政府做。知识分子读书只不过是为了赚钱、结婚、传宗接代而已。傅斯年先生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道出了大学定位的模糊现象，客观的看，我国的大学在没有准确定位的前提下，盲目求大、求全、求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和重视。
怪象之三：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考评现象
中国大学的学术量化考评制度，主要是看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与论文数量、专著数量，即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不管质量高低，只看达到此等级刊物的平均水平。这种做法不能说舍本逐末，至少也是主次颠倒。而且，直接违反了一个简单常识：在定性正确的基础上才有定量的精确。[3] 学术量化考评制度几乎完全依据行政机构的级别来衡量学术成果。也就是说，它把对教师学术水平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学术刊物、学术奖励以及学术项目级别的评定，同时更把对于学术刊物、学术项目、学术奖励的评定等同于对于刊物/奖励/项目的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的评定。具体而言：它把直属中央的刊物看作是国家级刊物或所谓"威权核心刊物"，在这样的刊物发表文章，不仅可以获得几千至几万元不等的经济奖励，还可以用作评定职称的最有力依据；它把各种学术项目同样分为国家级、省部级，分别依据不同的级别给予数额不同的配套奖励，同样这也是职称评定的重要依据；最后，它把学术奖励也依据颁奖者的行政级别，分为国家级、省部级等，并依次给予不同的再奖励。[4]这种学术量化考评制度的危害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危害是把大学教师引向只追求论文/奖励/项目的取向，造成论文/奖励/项目繁多，而没有带来学术的真正繁荣。
怪象之四：中国大学的英语与专业学习的错位现象
有调查发现，"英语"和"人才"早已在不自觉中被划上等号。由于大学生拿学位必须要过英语四级考试，研究生、博士生的培养惟英语论，因而无形中，英语在大学教育中被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对于考研者来说，英语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调查还发现，这些年很多英语系的专科、本科毕业生，在对所报考的专业知之甚少，甚至此前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凭借英语专业的优势考上研究生的人愈来愈多。也正因为如此，英语成了学生最努力学习的科目。相反的，专业课程被忽视了。众多的学生表示他们的英语学习时间和所有专业课的学习时间平分秋色。这是个可怕的比例，一个学生有多少专业课要学啊！物理学家爱因斯坦曾经说过的："一个人如果在30岁时还没有发表科学见解，那么他一辈子就难以在科学界有所作为了。"有人用反推法算出，只有在大学阶段学好现有的科学知识，注意个人能力的培养，善于调动个人学习研究的潜能，才有利于人才的脱颖而出。这些脱颖而出的人才再经过几年专门深入的研究，恰好是出科学家的最佳年龄。而中国大学生４年大学的黄金时间，就是在学英语，由此错过了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最佳时机。[5]针对英语教育出现的这些问题，有人指出："由于英语考试，浪费大量学生学习专业课的时间，使中国现在的大学教学质量与日俱下，已经接近世界高等教育的最低水平。"此话虽然偏激，但却揭示出我国大学对英语学习不恰当要求的危害。其实，为考试而学习是没有意义的，英语只能作为一种学习和交流的工具。
怪象之五：中国大学的研究生教育"学店化"现象
众所周知，研究生教育是一种非大众化的精英教育，其目标是培养具有宽厚的专业理论基础知识、能适应专业发展要求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可如今据报道，台湾研究生过多、研究所师资力量不足的现象日前在岛内引起广泛关注。一些专任教师过少的研究所常招收大量"在职专班"学生，目的是"捞钱"，所收取的学费是本科生学费的５至６倍。舆论认为，这一问题导致台湾高等教育品质严重下滑，出现了研究所"学店化"现象。据了解，1980年至1998年，大陆大学在校研究生数量增长了８倍，清华、北大等学校的研究生人数已占到学生总数的一半。预计到2005年，大陆在校研究生将突破100万。连续几年超过30%的扩招，致使许多大学的教学设施、师资、科研设备等都跟不上需求，现行的研究生培养制度已经无法适应社会对优质研究生学位的要求。研究生扩招直接导致了生均导师数量的减少，以前，一位导师指导2－3名研究生，扩招后，一位导师要指导20－30名研究生，导致部分研究生几乎处于"放羊"状态。这就是盲目扩招所酿成的苦果。以至有媒体发出了研究生教育该"研究研究"了的呼吁！由此可以看出，研究生这一精英化教育已经面临挑战。随着就业观念的调整和市场人才需求的增强，研究生教育必须接受市场竞争的选择。不调整人才培养机制，不挤掉研究生教育的水分，谁也不能保证内地的研究生教育会不会走上"学店化"的末路，步台湾研究所的后尘。[6]现在，台湾研究所"学店化"现象以残酷的现实再次提醒我们，研究生教育的确该"研究研究"了！
怪象之六：中国大学的大学生"考证热"现象
近年来，我国大学掀起了一股"考证热"，秘书证、会计证、口译证、报关证、程序员证……大学生们纷纷忙着报考各种各样的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大学生考证也受到了学校的鼓励和支持，据媒体报道，有些大学在校内设立了各种培训班，有些大学将职业技能资格考试内容列为选修课，让学生既能选修学分，又能参加资格考试。大学校园里的"考证热"虽然顺应了市场经济对人才的现实能力和职业技能提出的要求，有一定的必然性和合理性。然而，任何事情过了头就必然会产生负面影响。现在，很多大学生将少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对付专业课，而将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获取各种证书，"考证"已成为部分大学生校园生活的主题，大学教育有沦为"考证教育"的趋势。实际上，"考证热"在提高大学生职业技能的同时，也必然使一些大学生急功近利，忽视甚至荒废了基础知识的学习和积累。[7]大学教育的根本，在于基础知识的灌输和人文精神的培养，大学不同于技能培训机构，大学教育不等于"技能教育"，更不等于"考证教育"。教育家蔡元培先生说过："大学并不是贩卖证书的机关"，这句话值得我们深思。我国大学应该引导学生和社会以全面发展的眼光去评价大学毕业生，让"考证热" 尽快降温。
怪象之七：中国大学的学术行为失范现象
我国大学的学术行为失范已不是什么个别现象。这些失范行为在大学内部的大量发生，确实对大学知识殿堂的声誉及其庄重性产生了不良的影响。不仅一些在校的本科生、研究生考试作弊、抄袭论文；甚至某些个别教授、博导，也有学术行为失范现象发生。而近年来，更值得关注的是愈演愈烈的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这种学术行为失范较突出的表现：一是某些尚未获得博士或硕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为获得授予权以花样翻新的手法来"打点"某些评委和一些特定人群；二是某些已经获得学位授予权的单位出于各种隐情，向一些特定人群（往往是政界和财界的掌权者）提供学历和学位（主要是博士学位）。此二者看似不同，但实质则一样，它们都是一种实质上的贿赂行为。而前一种贿赂行为的目的，显然又是为了获得后一种贿赂的资本，以获取更大的利益。与那种作为个人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相比，这种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显然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它不仅会"造就"一群不学无术的博士、硕士，以及教授、博导，还极大地破坏了社会公正，败坏了学术的声誉，实在是应该给予更加严格的管束。然而，情况并非如此，人们纷纷对作为个人的学术行为失范予以口诛笔伐，而对这类以单位、集体的名义进行的学术行为失范活动虽心知肚明却显得无可奈何。[8]从学术的长远发展看，这显然是一种社会危害性更大的，更加令人不安的学术变异性的"流行"病毒。
怪象之八：中国大学在中学开设大学先修课现象
2003年华东师大二附中与上海交大联手，在国内率先将部分大学必修课搬到高三年级，开设"大学先修课程"。对此，有关专家认为，华东师大二附中开展的这一探索对于打破现行的中、高等教育的相互割裂，培养高素质学生具有重大意义。其主要理由是：由于大学教师的学识、视野和教育方法具有一定的优势，借用大学师资无疑将有助于加强高中教学、推动高中师资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而另一方面，一流的大学需要一流的生源，提高了高中教育的水平，实际上也就是提高了大学的教育水平。另外，目前的高考制度确实存在不少弊端，其中之一就是考生的学习能力、品德修养等等在试卷上是不可能反映出来的，说是"择优录取"其实有很大的盲目性，而大学教师走进高中课堂授课，在传授知识之余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弥补这方面的不足。[9]这种所谓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的衔接的问题，表面上看，它能改变中学封闭、关门的办学模式，更积极主动地争取大学的支持，大学也能更多地参与基础教育的教学改革。实质上，它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依据此理类推，中学可以在小学、小学可以在幼儿园开设"先修课程"，这不仅增加了学生的课业负担，混淆了不同阶段教育的任务，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违背了教育与人的发展相适应的规律。
怪象之九：中国大学的师资选聘"唯文凭化"现象
现在我国大学把教师中的博士学位数作为衡量办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许多学校想方设法，采取各种手段争取提高这个指标，如要求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要求新任教师必须具备博士资格，从别的学校去挖人等等，务必使这一指标超过别人，以提高学校的档次。王义遒先生说，[10]美国大学办学状况数据资料显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的人数比例，哈佛大学之名赫然列于榜末，而许多社区大学居然都达到100%。我们不尽要问，博士可否是衡量大学教师的合格标准？答案：既是也不是。说"是"，因为博士毕竟多学了一点课程，做过专题研究，是应比"非博士"多些学问。说"不是"，因为"博士"只是个头衔、"名分"、"资格"，说明有此学历，至于是否真有学问，是否有为师之德和才是大可考究的。反过来，一个人没有博士学历，未必就没有学问。即使是博士比比皆是的美国，自修成材者也大有人在。至于中国，远的不说，如鲁迅、梁漱溟，近的如两院院士张光斗、王选，并没有什么博士头衔，难道他们不是大师级人物吗？他们不仅胜任大学教师之职，荣登名师之列，而且大学以有他们而"名"。可见，大学教师之本质或实质的东西，不是"博士"与否，而是，一有没有真才实学，二有没有为师之德。《人民日报》2002年6月11日第一版发表了评论员文章《党的领导干部严禁在学历文凭上弄虚作假》。文章主张坚决纠正干部使用中的"唯文凭化倾向"，"在提拔、使用干部时，要全面、客观地看待干部的学历和实际知识水平，讲学历而不唯学历，对那些刻苦自学，长期积累，确有真本事的人也要纳入视野，该重用的要重用。"文章虽然讲的是干部使用问题，但是它的精神同样适用于大学教师的选聘工作。在大学教师的选聘工作中，重学位可以，但不能唯学位，"唯文凭化倾向"应坚决改变，大学应当成为充分吸纳各类真才实学专家学者的人才库。[11] 如果我国大学在师资队伍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存在着片面追求学历学位而不求真才实学的"唯文凭化倾向"，必然对于教师队伍的建设、教育和学术事业繁荣带来严重负面影响。
怪象之十：中国大学的"填表教授"现象
陶东风教授说， [4]自×年×月×日从美国回到中国大陆，立即被各种各样的表格所淹没。美国的朋友发E-mail或打电话问："你回国以后在干什么？"我的回答一律是： "在填表"。其实，近五年左右的时间中，我一直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费在填表上，什么博士点申报表、一级学科申报表、研究基地申报表、重点学科申报表、社会科学基金申报表，如此等等，当然还有每学年度一次的本单位考核聘任表。我有时戏称自己为"填表教授"，虽然有些夸张，但却是绝对真实的感受。而且我发现不止我一个人在围着表格转，几乎所有我的朋友与同事也都在忙于表格大战。原因是，目前我国大学正在进行以考核聘任制为核心的教师人事制度改革，这个改革的核心是希望打破铁饭碗、促进人才流动、提高学术生产力，其必要性自不待言。但是进行大学改革、提高学术生产力是否非得把大家都变成"表格教授"？说句实在话，填表不是没有好处的，填表的奖赏是金钱。但是我实在怀疑金钱数量的增加是否必然伴随学术水平的提高。对于人文科学而言，充裕的时间与悠闲的生活比大把的科研经费可能更加重要。科研经费多了，学问下降了。这是我的真切感受。陶东风教授的困惑和感受在我国大学教授中具有普遍性，引起"填表教授"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消除这一现象也不是少填一些表格就能解决的，深层的根本原因是大学制度。创新大学制度是改变"填表教授"的关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