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场潜规则,为年轻人解决当前社会疑惑
关于官际关系（一）
想方设法、千方百计来接近领导，恭维领导。通过接近和恭维，达到表现自己，宣传自己的目的。这是我们党内政治生活中一种很不正常的现象，但现在已经由不正常变成了正常，因为它具有很强的认同性和功利性。这种上下级关系就象一根无形的链条，将下面与上面，一层又一层、一环又一环地连接了起来。
干部问题说到底就是级别问题，级别问题说到底就是待遇问题，待遇问题对于会议接待来说就是接待问题。
上级对下级的不满，尤其是对上级特别关心和在意的问题所表示出的不满，下级是非常危险的，你必须对他的不满意立即引起重视，而且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使他迅速感到满意。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相比较，政治体制改革不仅滞后，而且力度、广度、深度都跟经济体制改革无法相比。经济体制已经逐步走入法制，而政治体制在一定程度上，人治依然大于、高于、超于法制。正是因为这样，下级领导的乌纱帽，并不是真正掌握在群众手里，还是控制在上级领导的手里，特别是分管领导的手里。
干部好不好，本来应该是群众说了算，可是关键时刻还是领导说了算，尤其是一把手说了算。
俗话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那些火烧的就是原来领导工作的思路和决定的事情，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用人问题。如果新的不把旧的否定掉、消灭掉，那又怎么能体现出新的呢？老的毕竟是老的，新的毕竟是新的。过去官场上老的比新的厉害，现在正好反过来，是新的比老的更厉害。这是个不争的官场游戏规则。
“我是在上级的领导下努力工作。”这绝对不是什么套话，这既是组织原则，也是臣服的特定程式。
用能人才能打开工作局面，才能有政绩，才能有立足之本，才能有更多的提升机会。多年的经验证明，在人情化泛滥的社会里，当领导的手下不能没有几个人，尤其不能没有能人，没有几个得力干将，就撑不起一方天地。
作为上级想交结下属还是比较容易的，一是多多表示关爱，工作中多提携，多保护；二是利用自己的心腹去结交，拉他们进入圈子；三是礼贤下士，讲义气。心有所属的下属多了，工作就好干了，对自己的贡献也就多了。而且这些人熟悉官场游戏规则，危险比较小。
领导班子的调整是最敏感的问题，仕途升迁是官场的首要大事，为官者成败荣辱全系于此。干部问题不但关系事业成败，而且可以影响一地民风。现在的干部管理制度还是上级任命制，基本程序是：领导提名、组织考核、集体研究决定。这几年的变化无非是在组织考核过程中增加了一项群众评议和公示的内容。选拔、调整干部的关键是领导提名，没有领导提名，无论你如何优秀也不可能被提拔任用。提名前的私下沟通又是关键的关键，其他程序只是必要的形式而已。既然提名前的私下沟通是关键，以人划线和任人唯亲就不可避免。在法治还不健全的条件下，人治的手段必不可少，在这个问题上清高不得，迂腐不得。
派系和派别在目前情况下是不可能根本杜绝的。在大的原则下，具体问题必须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只要不超出一定的限度就行。在当前人治为主的环境下，任人唯亲是不可避免的，党政机关中实际存在着有形和无形的派别派系。自古以来政权内部的政治斗争就从未停止过，没有一支属于自己的干部队伍，就不可能很好地驾驭局面。在干部的任用上幼稚不得，迂腐不得。从一定意义上说，任人唯贤和任人唯亲二者不可偏废。当然也要照顾到上级领导和班子成员的关系，通过协调关系形成比较统一和谐的整体。
中国古代高官的仪仗和身边人的毕恭毕敬，除了为了表现等级以外，更重要的是为了显示权威。如果身边人和你没大没小，你就会因此失去下属的尊重。威威皇权，由近及远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西方人爱说“享受人生”，中国人把这四个字倒过来说，叫“人生享受”。享受人生是一种精神，人生享受是一种物欲。
现在是人情化的社会，各种关系纵横交错，不会处理关系就干不好工作。幼稚必然导致失败。现实和理想必须相结合。人情化是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因素。
上下级之间看法大于宪法。
利用矛盾驾驭局面，这是政治家必须拥有的手腕。
接待水平代表工作水平，有民谣为证：“汇报再好不如酒好，工作可少菜不能少，想当先进备好礼包，感情交流全都有了。”
检查本来是一种督办工作的方法，上级检查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防止下级弄虚作假欺骗上级，如果对下级汇报的情况、数据、经验的真实性确信无疑，看汇报就可以了，还检查什么？本来十分严肃的检查，如今变成一种无可奈何的形式，沦落成为弄虚作假蒙混过关的节日，轰轰烈烈地造假，通过了检查，假的就变成了真的了。这个问题的根源在上面，一是一些上级部门领导焦渴的虚荣心需要满足，检查这一形式便于显示权力，抖一抖威风；二是上级部门的领导需要被欺骗，就象女人喜欢听到别人说她美丽，明知是虚假的奉承仍然百听不厌；三是上级部门需要下级虚假的材料来满足他的虚假政绩的需要。
给领导办私事是密切与领导关系最好的形式。俗话说公事办不好挨批，私事办不好挨踢。
工作总是和个人感情联系在一起的，有了良好的个人关系，也就有了良好的工作关系，这就是中国的国情。
不请示不汇报，小心你的乌纱帽。今天找不到领导的办公室，明天你就找不到自己的办公室。
在中国官场，上级对下级是臣属关系，上级整治下级是天经地义，以下犯上十有八九没有好果子吃。即便是上级有错误被你掀翻，你今后也必被新上司视为不忠不孝，终身得不到重用。同级之间是兄弟关系，即便有矛盾，一般也不伤害根本，若你真的把同僚掀翻在地，必被视为不仁不义，而遭人防备。
人在失意的时候得到同情，最容易成为朋友。
你依附的官员总有调动、退休、倒台、下台的时候，即使他上升了，换了另外一个人，他对这个人的话语权能否继续保持？恐怕逐步消失的可能性更大一些。因为这个新上来的人，也象一个新的树枝，有他自身成长起来的树干和发展出来的枝桠。更何况，你靠什么建立和维持与某一个权贵者的密切关系？这种密切关系究竟是单方面的依赖，还是双方相辅相成的？如果是前者，你在心理上就永远处于一种对人摇尾乞怜的状态；如果是后者，情况反而更糟糕，因为你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可是你又无法全方位地介入他的行政生涯，你只是他的一个侧面、一个层面、一个点，是他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中的一个小小的结，而一旦他那一方在别的侧面，别的层面、别的网结上出了问题，你就不能不受到牵扯，你的事业就完全有可能跟着玩儿完了。
对于上司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下属是一件危险的事情；而对于下级来说，无法控制你的上司将使你随时处于不安之中。
生活经常会出现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的不合理现象。官场上的事情谁对谁错，没有个是非标准，谁权大谁就是对的，因此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就是官场处世原则。
官场上就是这样，官位最高的人说话了，不管好不好听，总是有那么多人附和。
对官场上的事情，大多数人虽然有看法，但那终归是老百姓的看法，只有说说的作用而已。
这个社会无论做人还是做事，有靠山和没靠山是有天壤之别的。想做官必须朝中有人。
生活里想不想当官，能不能当官和会不会当官不是一回事情。想当官的人不一定能当上官，当了官的人不一定能当好官。
如今社会上的任何事情都是两面的，公开的是一面，暗地里又是一面，而往往起作用的是后者，前者只是做给老百姓看的。
人要生活得好，光有能力还不行，必须有靠山、有金钱、有一大批能用得上的朋友。
在官场上混不能付出真情。这是一条真理，道出了官场真谛。
现在这种社会做人不能太认真，不论是官场还是商场，真情的付出是没有几个能得到好的回报的。
法规是人大定的，而具体的执法人员是要官方的权力机构任免的，违法可以，违权不行。违法不违权还有救，因为有权者可以帮你说情；如果违权不违法，那就死定了，只要有权者一句话，头上的乌纱帽就得摘。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人为权而争得头破血流，却不见有多少人为护法而牺牲呢？
生活中为了一官半职明争暗斗的事例随处可见，而遇事敢拿起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或者说能保护得了自己的却不多见。正义与邪恶、法律与权力始终是一对孪生兄弟，时常伴随在人们的左右。升官发财就是这个社会的潮流。
一个人有良知和尊严不会有多少人赞赏你，没有良知和尊严也不会有人羞辱你；而一个人如果失去了官位、失去了亲人和朋友，往后的日子是可想而知的。
现在的官场和商场一样，事事都讲究实实在在，事事都须等价交换。
官场上的事情就是弄不明白，关系到老百姓的事情，该快的快不了；涉及到官与官的利益的事情，不该快的又快得不得了。
官场上除了熟人和金钱之外，美女也是一条捷径。
官场就象个魔方，天天都在转，天天都在变。当官最怕就是在官场上停滞不前。
一些在位的人，为什么在有权的时候捞钱捞物，因为有权和没权的反差确实太大了。
一个人的人生天平一旦发生了倾斜，它所滋生出来的能量是什么东西都不能比的。这其中的微妙只有当你置身其中时才能领悟。说白了就是要有不择手段的策略和不要脸的精神。要脸就没得官做，要做官就得不要脸。
人生的许多痛苦都是自找的，其实有些事情一旦换个角度去想，一旦把它想明白了，痛苦也就消失了。
为官的原则就是首先学会保护自己。学会保护自己，说白了就是拿原则做交易。官场上混的人，不滑头就难以保护自己。想往上爬的人，有哪一个不是踩着别人的肩膀上去的。干什么事情关键看效果，至于会不会伤害到他人，就考虑不了那么多了。
生活中有许多人的是非曲直是根据自己的利益为衡量标准的。
官场用人的腐败就象爱滋病一样，一旦沾上边的人自身的免疫力就全无，任何一种细菌都能轻易地侵入。而且还会不断地传播给其他人。
有些话只能点到为止，不能说得太明，这是官场上一条不成文的经验。
不要太相信那些制度，有了制度没人执行等于没用；有了制度没人监督也等于没用。从古到今，任人唯贤提了几千年，可这个贤字的标准是什么，到今天为止仍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上面规定用人采取回避制度，可以，你要我回避，我就采取交换的办法。权力是对等的，你在这个级别上用我一个人，我也在同样的级别上用你一个人，而且还名正言顺。
官僚盛行的官场必然会出现许多工作上不该出现的疏忽，而这种疏忽所带来的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
不是自己没本事，而是没人在乎你的本事。你总想着能有一位长着慧眼的领导，赏识自己、重用自己。有了这种幻想，便拼命工作，就是不愿意主动接近领导，结果机会总是不肯光顾自己。时间长了才明白，领导们嘴上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组织原则、组织路线，好象他们的用人毫无私心，完全公道；其实在这种世风人下的环境中，再好的组织原则和路线，都被物欲横流所泯灭，什么是组织？组织最后就是一个人。所以说，把自己命运的赌注押在领导的良心发现上，那是大错特错的事情。
官场上有两种办事方法：一种是通过送礼谋到一个位子；另一种是谋到一个位子以后再送礼。前者多是跑官者采用的办法，后者则是有本事被重用后的感谢。
关于官际关系(二)
在中国社会，当权者的许多事情是逃不过小车司机的眼睛的，所谓旁观者清吧。一个单位的小车司机，有时候可是掌握着领导的生死大权。给领导开车要长一双老太太的眼睛，该你看见的你不能落空，不该你看见的你绝对不能看，这是规矩。
司机是什么？是领导的腿，他得拉着领导走路；是领导的手，他得为领导干许多烦琐的事情；他是领导的眼睛，要替领导看着四面八方的情况；是领导的耳朵，他得为领导听着上下左右的声音；是领导的嘴巴，要替领导打电话；更主要的，他是领导的贴身人、贴心人。他替领导当半个家，也为领导分半个心。领导有些话不能跟上级谈，不能跟下级谈，可是能跟司机谈；领导有些事情，瞒着外面，瞒着家里，可不能瞒着他。
在一般人看来，秘书比司机重要，可是在领导眼里，司机比秘书更关键，因为司机是内臣，秘书是外臣。
以前有种误解，认为秘书或者办公室主任才是领导的心腹，那真是大错特错，那种心腹只是场面上的，属于工作方法、领导艺术的范畴，真要是有些门后面、桌下面的事情，提防都还来不及呢。而司机是绕不过去的，也是没必要绕的，甚至是需要的。
领导的隐私对身边最亲近的部下并不保密，实际上也保不了密；相反，部下们大凡都会因为领导对自己不避隐私而感到受宠若惊，更加效忠领导。聪明的上下级，就是谁都不点破这种事情。
做首长的秘书，有时候就象嫁人，嫁对人嫁错人，这一对一错，进出可就大了。但秘书的决定，常常身不由己。虽然同样是办公室秘书，但给谁做秘书，这可不是相差一点点，给一把手做秘书，或者做一个普通的秘书，有时候可真是有天壤之别。
领导的秘书就是领导的形象。秘书的基本功是善于察言观色，把握准领导的所思所虑，任何意见的提出，要与领导的想法八九不离十，这样才能让领导满意。
古时候皇帝为什么重用太监？因为太监就象现在的秘书和司机。
无论是政治斗争还是经济竞争，最忌讳的事情便是“授人以柄”，最后导致“受制于人”。不少素质和前程都相当看好的人，最后“不慎”都倒在了这一点上。如果连私秘的个人生活都由秘书来安排，由秘书来控制，将来就很容易出事，甚至可以说一定要出事。即使不出事，这样的把柄让人掌握了，自己这一辈子肯定也过不塌实。
领导往往最愿意用三种人：一是特别能干的；二是既能干又忠于自己的；三是没什么本事，但肯为自己卖命的。只用第三种人，自己出不了政绩；只用第一种人，又不能保证自己权力基座固若金汤；但第三种人却又特别少。
让领导喜欢的方法很多，一种是拍马屁，专门捡好听话说，专门给领导办私事。这样的人领导喜欢，但是分量轻，关键时刻拎不起来。没本事的人才去拍马屁。领导需要自己的人，可靠的人，会办事的人，能够提供发泄渠道的人。
在官场上，小本领可以拿到领导面前去炫耀，大本领则应该藏起来，而且是藏得越深越好。
官员最喜欢什么样的下级？
市面上有怎样“管人”的书，也就是怎样“培养”下级的书，或者美其名曰“领导科学”，那种封建心态昭然若揭。还有怎样做下级的书，就是怎样顺从领导旨意，这样的书也很叫响，都可以成为人生宝典或为官宝典。顺从上级只有好没有孬，而违背上级，不用说只有孬没有好。除了那些不求上进不求仕途的，哪个不会做下级？你如果要想在官场上发展，不会做下级，那简直是天大的笑话。下级迎着上级的的脸，毕恭毕敬，诚惶诚恐，或嗲声嗲气，试着撒娇……那当领导的心里多舒服啊。下级在上级面前除了毕恭毕敬，还要“奸”，何为奸，这个奸不是“汉奸”，是汉奸的媚态，肩一耸一缩，媚态酥倒人。皇帝面前有“弄臣”，一些领导面前也要有“弄臣”，就是这类缩肩耸骨的人。在某些环境中，不会当下级的人根本没有前途。贪官张二江写过一本《下级学》，虽然没能公开发行，但内容大致可知。这实在不用什么专著传授，完全可以无师自通。在惟权是尊的现实面前，人人都知道怎样顺从权力意志。
要问我们怎样做下级，似乎没有别的答案。我不相信所有的下级都没有骨气，都肯俯首帖耳不辨是非，一味地唯唯诺诺的顺从，我不相信都是这样的下级，其中还有不会做下级的人。让下级不是以上级的附属关系存在，而是以独立的思想和人格存在，那就要上级的权力不再是个人手中的私权.
任何一个单位，都是没有是非而只有利益。任何一个领导都是人，是人就有人的想法。学问越大想法越多，想法越多你越要去琢磨。琢磨透了也不一定要说，去做就是了。
一个人有没有本事，要让领导去说。因为，说到底本事是领导给的，领导让你有你才能有，领导不让你有，你本事越大越倒霉。
西方商界有一条教育员工的名言：第一条顾客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顾客有错误，请看第一条。将此套用到中国官场也是颠扑不破的真理：第一条领导永远是正确的，第二条如果领导有错误，请看第一条。
李瑞环说：“有那么一小部分人，在领导面前是奴才，干起工作来是庸才，一切活动是为了升官发财，一旦掌权就搞独裁。我们必须防止这种人投机上来。”
他又说：“最怕碰上不懂、主观、有权的领导。不懂不可怕，不懂又不听别人意见才可怕；不懂又不听意见，但说了可以不算也无大害，最可怕的是碰上不懂、主观又有权三位一体的人，其破坏性常常是无可弥补的。”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需要你为他效力，替他干活时，总是笑容可掬地向你献殷勤，总用美妙动听的话语打动你脆弱的神经而使你愉快、兴奋的人。这个人就是你的领导。
什么是领导？那个在不需要你向他提供任何帮助，相反你却需要他的经常性的帮助的时候，对你向他献出殷勤总是不屑一顾、心不在焉、漠不关心，对你的才华表现总是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而处处打压你，总是盛气凌人地向你指教一二的人。这个人也是你的领导。
领导什么时候都是领导，下级什么时候都是下级。领导同你随便是平易近人，你同领导随便就是目无长官。千万不要看到领导同你随便一下，就忘乎所以。
领导就是那种随时都可以把责任推卸给别人的人。
有些领导在气头上或是在兴头上，可以信口开河，慷慨陈词，同下级倾述心中的不悦，甚至发泄心中的愤怒，你就以为同你讲肺腑之言，可以敞开心扉，掏出心来交谈，那就的错特错了。一旦走漏风声，领导可以推得一干而净，最终倒霉的是自己。再说有的领导搞窝里斗，你捆我，我绑你，怎么争夺都可以，当下级的只能静静地看，千万不要乱搀和。你要挂边靠前，就要给你划线排队，到时候吃不了，兜着走。
什么是“媚官”？就是对官员献媚、巴结、讨好。“媚官”者有两种人：一是无官想做官；二是小官想升迁。这种欲望太强烈的人，会产生心理扭曲。
现在很多时候被“媚官”搞乱了套。“媚官”总要唯上司（主要是顶头上司）的马首是瞻，这里没有独立人格；“媚官”也有难度，要力求做得隐蔽而自然，表面上是同志关系，实际是心腹关系。这需要进入上司喜怒哀乐的心理世界。
什么是“官媚”？就是官员献媚老百姓。这又是一种心理扭曲。“官媚”的真功夫在于“政绩”的作秀，他们利用政府与公众信息不对称和出产收支的含混性，以各种行政手段让公众只看到公共支出带来的好处，只感到政绩带来的利益，而看不到为此增加的社会成本。“媚官”和“官媚”的精神内涵没有任何区别，都是围绕着“仕途”二字。它的原因有二：一是受传统“官念”的影响，将权力价值作为人生价值的核心，将追求仕途作为一切行动的准则；二是现行体制的弊端，即官员的仕途命运掌握在上司手里，某些岗位没有任期的限制，一个人一经步入仕途，只要不犯法，就可以在升迁中一直做官做到退休。两个因素合在一起，就使许多人患上了“媚官”症或者“官媚”症，也可以称为“仕途焦虑症”。
对领导来说，好象提倡“群众利益无小事”，但在下级眼睛里，领导利益才无小事。我们才可以看到，如果他是个官，他家里如果有个红白喜事，那就踏破门槛，喜事有吹牛打的，丧事有带孝的。如果他不是官了，立刻人走茶凉。中国社会对“世态炎凉”的感受特别深，这不是以平民百姓作参照的，是以官作参照的，失官则失媚。
官场拜干爹之风盛行，不管辈分和年龄，权大就是干爹，权小就是干儿。在权力场上，没有什么辈分，官大辈就大。媚官并非仅仅官场内部的那一部分人，还有骨子里的媚，血液里的媚，它的存在有损于我们民族的素质。
下级对上级要做到“三从四得”：领导出门要跟从，领导进屋要随从，领导指挥要服从；领导的酒要喝得，领导的气要受得，领导的话要记得，领导的秘密要守得。
下级对上级要尊重，可能你心中并不认为这个领导值得你尊重，但场面上，下级对上级的礼仪、面子还是要维护的，不能不懂规矩，这也是官场的游戏规则。尤其是越是轻视的人，场面上还是要表示尊重。
跟领导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不了领导；跟群众搞不好关系的人当了不好领导。
领导不批评的下级，肯定是最倒霉的下级；领导为什么敢象骂自己孩子一样骂下级，那是因为是自己人。所以，有时候领导对下级尊重，不一定是好事。
官场上就是这样，如果领导拿你当马前卒，当孙子一样，那是瞧得起你；如果领导拿你当爷，那你必定是真正的孙子。
从历史上各个朝代看，驯服听话的蠢材都是被优先录用。蠢材多高官，高官必腐败也是一条官场定律。
要懂得维护领导尊严。维护领导尊严最直接最见效的办法就是装聋卖傻，以自己的弱智显示领导的高明。
聪明的领导就喜欢用那种有毛病的干部，他屁股不干净，小辫子捉在你手上，什么时候不听话都能提留他。谁喜欢干干净净的人，又不是找女人。何况他有毛病你还用他，他又何不感恩戴德，感激泣泠，更加卖命呢？
领导是权威，领导的话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话，是金科玉律，是指示，是真理。现在我们国家已经进入法制社会，提倡依法治国，依什么法？当然是依领导的说法。
汉、唐以来就有“使功不如使过”、“使智使勇、使愚使贪”的说道，这里还想用长弃短；清朝则智、勇、贪、愚、过都使，甚至使短。“不患贪而患不忠”，就变成了“不患短而患不忠”了。在忠顺的原则下，人才道消，奴才道长。
皇帝到底要求官员怎么样，其择官的标准是什么？简单的一个“忠”字就可以概括。只要死心塌地为朝廷卖命，其他的是可以容忍、原谅的。清朝是一个少数民族建立起来的王朝，更加注重汉官的忠诚，因此清朝有一个奇怪的用人标准：可以使贪、使愚、使智、使勇，就是不能容忍不忠诚的行为。
使愚是历代王朝惯常的用人之道，愚蠢者听话，容易控制。
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历来用人，都是用其所长，避其所短。清末诸帝反其道而行之，以书生办军事，然后治罪。用其所短，陷人以罪成为排除异己的一种方式。
满族官员不论大小，在奏章中都自称奴才；汉族官员在奏章文字和召见中，则都称臣。其实臣与奴才同义，但是朝廷都奴才与臣仆的态度、信任是有区别的。
朝廷用人，不乏愚才。但是如果都用忠诚可靠的愚才，是办不成事的。用人还得用奴才，因为愚才们“奴”而不“才”，不能办事，尤其不能负责方面大任，不能任要任，办难办之事。只有“奴”而又“才”的人，又“奴”又“才”的人，才是理想的类型。“奴”而不“才”不理想，“才”而不“奴”也不行，因为“才”对皇权是十分危险的，在“奴才”缺乏的情况下，宁愿用“奴”而不“才”的愚才，也不会去用“才”而不“奴”的人才
皇帝专制制度，国事就是皇帝的家事，官员成了皇帝的管家，各级官府是皇帝殿堂的扩大和延伸，官员表达皇帝的意志。于是，千年万载、各行各业、三教九流、各色人等的意识信仰、伦理道德、价值观念都渗透着官本位主义。
领导的事情就是下属的事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对比过人们在共和与专制这两种政治制度下的不同表现：在专制的国家里人们的“注意力必须朝上，用讨好奉承来求得恩惠和大人物的宠爱。”这告诉我们一个千古不变的事实：唯有当君主最忠实的奴仆，才能一步一步地升官；而奴才的第一要务，就是绝对忠于领导，特别是在权力斗争的关键时刻，绝不能站错队。
新上任的领导找下级谈话就意味着权力的调整和分配，也决定着领导对下级的看法的好坏，说直了也是个利益的平衡与否。
上级与部下相处，最好有一种距离感，距离产生神秘，神秘才使部下不知深浅而产生权威感。作为领导，最忌讳的就是被别人一眼看穿，轻易被别人把握住内心。领导必须坚守虚静，不轻易流露自己的欲望和意图。如此才能窥视部下于明处，而部下则无从得知领导的意图，就无法钻空子。这种说法看起来不够光明正大，但在官场实践中却很管用。有人把这叫“权术”，实际上这是从政者的政治智慧。
领导的威信，主要是靠自己的一言一行来树立的，一个领导的威信，光靠一帮圈内人去维持，这领导八成是不行了。某些现象在群众中早有非议的，只是当局者迷罢了。群众不说是有自己的考虑，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有人碍于权势。所以，权势者，也常常为周围假象所迷惑，受到周围人的蒙蔽，自以为是，拒绝一切对自己缺点的提醒和指责，要人们无条件地去维护自己的威信，其结果这威信还不是天上的白云。
仅有尊敬是不够的，尊敬背后没有了敬畏，这尊敬就显得太没分量。
在中国，中国特色的官场现状和官场规则就是上面说了算，灵活、多变、因人而异。下级供养上级，上级给你权力或者保你平安；如果哪天把领导伺候得不舒服了，你的小权力就会被领导一句话给弄丢了。
在组织人事部门工作的官员，显然比其他官员更了解官员升迁的途径和技巧，也更懂得保护自己。
有人总结了密切联系领导的三大法宝：领导钓鱼你下乡，领导用钱你分脏，领导好色你嫖娼。把这三大法宝掌握好了，你想不进步怕都是不行的。
新三大作风：密切联系领导的作风；表扬与自我表扬的作风；理论联系实惠的作风。
现在时兴密切联系领导，谁还会密切联系群众？群众密切联系领导与领导密切联系群众的区别在于：群众密切联系领导，群众在低处；领导密切联系群众，领导的姿态也就会低很多。
现在谁会跑关系是很有面子的，自己也会有意无意地把关系和背景抖出来，以显示自己的能耐。相反，谁如果只会老老实实干工作，不懂密切联系领导，不会找靠山，肯定会被人瞧不起。现在的领导决定用一个人，只要一句话，就是这个人有活动能力，跟上面关系铁；不用一个人，也只要一句话，就是这个人太老实，打不开局面。官场上最最贬义的词恐怕就是“老实”这个字了。
政策，无非是上层制定，向下层传达执行；对策，无非是下层“创造”，让下层同行效仿发扬。如此，对策的传达率远高于政策。
官场上就是这样，发生过的事情，只要领导不想提起，就可以等于没有发生过。
冷处理是门学问，有时妙不可言。这是政治家的风度和冷静，是处理矛盾的技巧。
不承认就是没有发生过的——或许我们只能拥有这样一种真实。在问题逐渐生活化、技巧化的时候，我们所能拥有的真实就越来越只能是设定的。
不完全市场下政治生态的特征之一，是下级官员绕着上级官员的屁股转。它名正言顺之处在于，可以 为一方百姓争利谋福，也让官员含有个人诉求的利益动机变得更加隐晦。
要想在仕途上发展，必须上面有人看重你，替你说话。直奔权力源头变得尤为重要。
诞生了一个大人，带出了一批小人。
上级与下级的关系，近乎于手和橡皮泥的关系；橡皮泥你想怎么捏就怎么捏，想捏什么就捏什么，越是基层越是好捏。
相对于掌握着决定权的一把手，其他人任何有个性色彩的表现都可能被看成对着干。对着干的人自然有，但至少必须具备两个条件：要么性格强悍，凡事能豁出去；要么背景强硬，无所顾及。最好的办法是选择回避，不对着干。
官出数字，数字出官。
批评领导，官位难保；批评同级，关系难搞；批评下级，选票减少。
干部被分为两种：“会干的”和“不会干的”，有的只能得到群众的好评，却得不到领导的赏识；要得到领导的赏识才能获得更多提拔升迁的机会。会干就是要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该干的一定要干，而且一定要不惧怕任何困难，敢于排除任何阻力，一干到底，干出成效。领导想干的、领导喜欢的、能给领导脸上增光添彩的，都在该干之列。
“会干”的不但干出了政绩，干出了名声，干出了领导的赏识，更干出了仕途得意飞黄腾达的结果。
干工作有“会干的”和“不会干的”之分。从历史上看，包拯和海瑞都是清官，但为什么只有海瑞被罢官，而包拯却没有被罢官呢？这就是“会干的”和“不会干的”的区别。包拯的过人之处就在这里，他善于理解领导（皇帝）的意图，知道哪儿该动真格的，哪儿该做做样子。其实，造成两人命运不同的关键是，一个只是对下，而另一个是不仅对下还有对上。对下，皇帝可以容忍；对上，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皇帝，让他老人家不舒服，他会让你舒服吗？正所谓“谁要是影响我一阵子，我就要影响他一辈子”。
不管领导喜不喜欢的“蛮干”，不考虑出不出政绩的“瞎干”，捞不着任何好处的“白干”等等，都属于“不会干”的行列。
现在一级级领导都喜欢任用开拓型的干部；所谓开拓型，无非就是敢闯敢干，敢为人先的。
什么是人才，用人才的人才，才是真正的人才。
功高盖主对于从政的人来说，是犯了大忌。
你的能耐再大，不能在战略上大过上级，同时也不能在操作上大过下级。
在中国官场，官在你上，那么知识也好、能力也好、品德也好、威望也好，便都在你上，甚至实际年龄比你小，也可以做你的长辈。为什么小官见了大官用装孙子，就是这个原因。
一个人当领导跟当群众是不一样的。当群众时，你有毛病别人看着，要说，要议论，就容易传出来，慢慢对你的印象就坏了；可一旦当了领导就不一样了，你高高在上，部下跟你也不是天天在一起，你的毛病在同志们面前就容易隐蔽；即使他们发现你有什么毛病，也是能够容忍的，是可以视而不见的，在一个片面讲究行为修养的社会里，谁也不会说出来，谁也不会在领导面前找事。更有趣的是，有些毛病，当群众时是毛病，一当领导就成了个性。你的毛病突出了，你就有鲜明个性了。
有些时候，领导的特点就是不讲道理——因为你要讲的道理他都懂，他只有用不讲道理来对付你的道理。
文才再好，也要让秘书代笔；车技再好，也要司机开车；口才再不好，也要亲自讲话。
对于领导的隐私，作为下属最忌讳知道这类事情。无论是近代还是现代的组织中，知道机密过多的人，往往都会被除掉，没几个有好下场。
跟顶头上司顶撞是没有好处的。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的潜规则里有一条：永远比领导慢一步。
县官不如现管。这是一条官场定律。大家都心如明镜一般地知道：违背直接上级指令的代价远远大于违反最高层机关命令的代价。因为在自上而下、层层授权的压力型权力体制内部，官员荣辱成败的最大决定权往往操纵在近在咫尺的直接上级手中，而远在天边的“中央”却常常鞭长莫及。中央政府单枪匹马对付千千万万个官员，指令层层下达、效力层层递减，最终注定是力所不及；就是处罚，也未必会准确无误地落到自己头上；而地方命令的杀伤力则大得多。
下级对领导的指示要始终做到不怀疑、不论证，坚决照办不走样。
一个当惯了领导的人，最大的希望莫过于别人在他面前坦露心迹。如今这个时代，一个先前的老领导， 在旧部下面前是不会有多少好口碑的。而且一个新的一把手，也不愿意经常听到部下们对旧领导的掂念。从古至今，官场上对此都讳莫如深。一个人如果还想在官场上飞黄腾达，不避讳这些，显然是要吃亏的。
官与官（上下级之间）
学者吴思在《皇上也是冤大头》一文中说：在权力大小方面，皇帝处于优势，官僚处于劣势；但在信息方面，官吏集团却处于绝对优势。封锁和扭曲信息是他们在官场谋生的战略武器。你皇帝圣明，执法如山，可是我们这里一切正常，形势大好，你权力大也没用。我们报喜不报忧；我们看着上司的脸色说话；说上司爱听的话；我们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如果干坏事的收益很高，隐瞒坏事又很容易；如果做好事代价很高，而编一条好消息却很容易，我们最后一定就会看到一幅现代民谣所描绘的图景：“乡骗区、区骗县，一级一级往上骗，一直骗到国务院”。
下边的官员经常糊弄皇帝，皇帝也建立过一些监督制度，如派遣监察御史下去巡查，奈何这些御史也可能被收买，甚至会逼着人家来收买，然后和被监察者一起糊弄皇帝。这些监察官员是一个控制了信息通道的权势集团，他们的职责是直接向皇帝反映真实情况。反映真实情况难免触犯各级行政官员的利益，于是他们很可能被收买所包围，收买不了的则可能遭到反击。一般来说，收买的结局对双方都是有利的，对抗于双方都是有风险的。这方面的计算和权衡正是“关系学”的核心内容。
糊弄皇帝的结果是给人一个结论：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皇帝的这种冤大头特征，对官场有着重大而深远的影响。皇帝是官场主任，是领导班子的班长，是官场上种种正式规则的法定维护者。正式规则软懒散，潜规则就要支配官场，而以收更多的费、干更少的活为基本特征的潜规则，势必造就大批贪官污吏。
学者吴思在《晏氏转型》中则为我们讲述了一个从明规则向潜规则转变的故事。其中包含了上下级之间的关系。
统治集团内部的人，控制着通向以暴力组织为后盾的最高权力的信息通道，他们是齐景公的耳目。晏子实际上干得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息通道中传上去的是恶言还是美言，在正常情况下，他本人的命运便是由此决定的。“二谗”在晏子那里没有得到预期中的利益，自然不会传递对晏子有利的话，甚至还会编造对晏子不利的话。民间的“三邪”是有能力也有愿望与“二谗”勾结的人。二谗接触的几乎都是这些人，吃他们的，拿他们的，听他们的，在信息通道中传递他们的意见。他们有点象现代政治中强势的“院外活动集团”，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齐景公不满意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后来晏子让“二谗”和“三邪”都达到了目的，自然在信息通道中传递的就是美言了，得到齐景公的称赞也就不难理解了。
官员们每月都有例行奏报，向皇帝报告气候、物价、民情等社情，有事则尽量隐瞒欺饰，报告“平安无事”；战争难以隐瞒也大事化小，尽在掌握之中。
君主专制的绝对集权统治，信息反馈是系统内部由下而上的单向反馈，这个渠道被各级官员所控制。为了自己的前程，他们封锁、过滤信息，皇帝对其统治对象的实际情况十分隔膜，皇帝常常处于各级官员制造的幻觉之中。粉饰出来的太平假象是朝野皆知的，但谁也没有勇气揭穿。道光皇帝一手提拔的政治明星李星沅就说：“官场无实在话。”
大凡在官场上“混”过的人，都深谙上司脸色的厉害。人在官场，身不由己，要每天多看看上司的脸色，而且要看准上司的脸色，因为他有时候伪装得不让人看出他的喜形于色。在中国官场上“混”得久了多少可以悟出一点“为官之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服从（甚至干脆说是“屈从”或“臣服”）领导，那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谁欲混迹官场，谁想青云直上，谁就得象奴仆一样地任意受领导的摆布、嘲弄、吆喝。在领导面前绝对不要逞能，事事要按照他的指令去把折不扣地办好。
当领导的应该是帅才，而不是将才。使用好下级就是帅才。自己再能干，不会用人就最多只是个将才，而不是帅才。
在工作中，一步一请示，样样都请示，是一种常见的现象。很多领导在领导的位置上，不论行政还是业务他都得是权威，一定要顺着他的思路，也就是领导的思路。他这个思路的正确性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期权威。只要是领导的决策，下级只能照办和服从。有的领导处于“偏要领导你这个内行”的心态，不是从工作出发，而是以领导的权威为重。
干部的升迁与调动，一把手说了算，这无疑是官场盛行的一条“规矩”，这条“规矩”是对民主集中制和法律法规的无视。
领导为了通过下属对其的考评，采取“我管你时放你一马”，以便“考评时你投我一票”。这样，领导的考评基本上每年都可以是“称职”的，而这最终可能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一旦形成“利益共同体”，考评就失去了意义。这种考评机制和“官官相护”的官场“规则”没有什么两样。
现在的官员，都说是组织上栽培出来的，其实组织上并没有栽培过谁，几乎都是他们自己拳打脚踢才如愿的。
社会是个大舞台，但这个大舞台却没有给聪明人提供多少发挥自己聪明才智的园地。所以在我们这个社会里，聪明人永远不会得志，这是弱者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上级绝不会喜欢比自己高明的下级；交朋友都喜欢老实人，同事中凡聪明的人都要被人提防。经过挫折和失败，人们吃一堑长一智，便产生了一种畸形的聪明，这种畸形的聪明便是“假装不聪明”，这“假装不聪明”里面的学问大着呢，要把握住分寸，既不是真的什么都不懂，又不要真的什么都懂。如果全社会都是聪明人，何来伟大、英明、天才和卓越呢？
喜欢强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强；喜欢弱者的社会，这个社会就会越来越弱。
愚蠢的人只顾展示自己的才华，聪明的人则是千方百计让领导展示才华。
官场守则第一条：切忌独立思考。
在官场上，最忌那些有思想的人，他们有理性思维，有分析能力，有违令勇气，“头上长角，身上长刺”，不宜谋官。被领导者就是一个不能发表自己思想观点的人，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就别在官场上混。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喜欢听批评意见；哪位领导敢说：我就是要提拔那些敢于谏言者。你敢于批评领导，就说你目无领导；你善于思辩，就说你只重视理论不务实际；你办事不按照领导的思路，就说你骄傲自满，另搞一套。你应该善于从领导的话语中总结出“一个中心、两个突出、三个加强”之类的讲话精髓，强调下面要深刻领会。
有的领导为了维护自己的威信，宁愿毁掉一个年轻人的政治生命。
距离是维持威信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条件。
锋芒太露，容易受伤的是自己。人一走上官场，心态都会变得很复杂，你要在官场这条路上走，你就一定失去你的独立人格，适应官场的游戏规则。
领导没给予什么指导性的意见，没划框，实际上是为自己收拾残局预留退路。
成绩与错误是孪生子，越想干出成绩，也就越存在犯错误的机会。
上苍对人是公平的，有所得必定有所失，有所为必定有所不能为。想当官或者当了官，话不能畅所欲言，人性的欲望就得老老实实克制；否则，越界了，就得提心吊胆过日子。
在一个人的升迁上，与领导和同事的关系比工作实绩更重要。人有七情六欲，因此对人的评价永远也摆脱不了感情的因素，谁也不会启用一个锋芒毕露又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人。
人们常常说，我们的社会是法治的社会，不是人治。话都这样说，但实际上行不通，有时候领导的意志就是法律，或者说，比法律还要法律。
错案与冤案性质完全不同。错案是工作失误，冤案是主观故意。制造冤案者会受到党纪国法追究，因此，参与者为了不受追究责任，必定对调查设置障碍。而且，错案只要认定了指控不存在就成功；而冤案却要追究制造冤案的动机目的，要涉及对制造者的责任认定，难度大得多。
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是一条官场上不成文但都心照不宣的规则。
在领导面前偶尔发几句牢骚，只要掌握好分寸，会缩短与领导之间的距离。
聪明人经常用装傻来避免尴尬。
向领导表功是最愚蠢的方式，该知道的事，领导总会知道。
细节产生区别，细节表明亲疏。不管多么公正的领导，都无法对部下没有亲疏，亲疏的一个明显标志就是相处时能否随意，说话能否随便。
局外人一定要学会理解局中人，到基层调查了解情况时，分析问题和思考问题，一定要学会设身处地多想想。
给人以信心的人，自己并不一定有信心。在困境面前，作为领导者，即使自己尚未找到脱困之路，即使对能否脱困毫无把握，也得表现出十足的信心，让追随者们信心十足地去努力。只有这样才可能找到脱困之路。
领导者坚定的信心可以影响部下的情绪，忠诚而又有战斗力的部下，也能坚定领导者的信心。没有一支忠诚的特别能战斗的队伍，不管多么高明的领导者都将变成孤家寡人，一筹莫展。
越在关键的时刻，越在困难的时候，领导者绝不能在下属面前惊慌失错。领导者的镇定就是下属的信心。
任何反常都必定有内在的特殊原因，这是一般规律。
作为一个领导，不管才智多高，只要被个人情绪控制，他的决策就会走向迷途。自己希望仕途坦荡，就必须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想成就大业，必定有所失，什么都想得到的结果可能是什么都失去。
有些是非是无法分清的，越想分清，不但越分不清，甚至还会加深矛盾。
社会是以成败论英雄，官场则以职务高低看价值。
得罪了记仇的人，实际上就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在许多领导眼中，浪漫就等于轻浮，温情则是不成熟。
一个好的领导，对忠诚于自己并努力工作的部下的家庭问题，应该主动帮助解决。
要做一个英明而富有远见卓识、善于用人、善于协调各种关系的领导。
在一个拿原则做交易，为自己谋私利的环境中，原则是必须受排斥的东西；原因就在于它阻碍着一些人的升官发财的道路。
有才干有事业心的人，人生最幸运的就是碰到好领导。如果遇不到一个好领导，就会平平庸庸地过去。
中国政治生活中有树立典型和全力扶持典型、保护典型的特点。树立典型是使自己更出名的捷径。过去几十年的经验证明，首先发现全国性典型的地方领导的前途往往与典型在全国的知名度成正比，是一荣俱荣的关系。
千万不能因小失大，万事得从大处着想，小处着手。这是一条官场经验。
与领导的朋友太近了，会使领导觉得不安全。
没有野心就不会产生威胁，实干则能出成绩，出了成绩首先是领导的功劳。
涉及领导隐私问题，不议论、不关心、更不能参与。
自信心极强，靠才干和努力工作赢得领导信任和重用的人，说明他人格上的不可轻视。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关键在于一个养字，核心在于一个用字，养出了忠心才能用得顺手。
一个不能保护部下的领导，部下必定离心离德。
出主意就是要学会统揽全局，凡事从大局上、从政治上考虑；用干部就是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谁都不是全才，有一批各有所长的人才，领导就轻松多了。
在官场上，上面没有人为你说话，没有人罩着你，你不但会一事无成，甚至还会职位不保。
中国的官场，仅仅靠聪明才干是不够的，没有人提携，没有人赏识，不管你多有才，也只能象老牛拉破车慢慢来。
官场上的一般规律，对前途看好的人，下级往往都惟恐巴结不上。
在自以为是的官僚面前越谦卑越能赢得好感。因为越是从最基层上来的官僚，越在乎尊严；他们在艰难的上升过程中，人格受到过许许多多的挫伤，位高权重后，自觉不自觉地都存在一种补偿心理。
官场上有很多禁忌，对一些敏感的问题不能表现出过分的兴趣。 能少让一个人知道的事情，就尽量少让一个人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