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学贯中西、官至卿相的士君子 [复制链接]

王宠惠在国际法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他在海牙国际法庭供职时的表现，以及在确立联合国宪章方面所做的工作。作为中国当时最为知名的法学家之一，1923年受北京政府的委派，王宠惠出任海牙国际法庭正法官，他是海牙国际法庭的第一任中国籍的法官。在海牙担任法官时，王宠惠坚持以公平适当的原则处理国际纠纷，期间，王宠惠所表现出的精深宏博的法学修养与宽厚公正的绅士风度，世界各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们无不为之折服。王氏在海牙国际法庭的卓越表现，有力地回击了西方世界对黄种人的歧视，为国家争得了巨大的荣誉。当1924年王宠惠再次游历法国之时，为了表达对王宠惠的敬意，法国最高法院特别邀请他做演讲。这一隆重的礼遇，充分显示了王氏在国际法学界的重镇地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1946年，王宠惠作为中国方面的代表出席了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对联合国宪章的制定提出了富有建设性的建议，并被委以润色和审定联合国宪章中文版工作的重任。

民国政坛的弄潮儿

王宠惠不仅是一个蜚声国际的杰出法学家，还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传统中国士大夫，而他的仕途又和他与孙中山的交往密切相关。孙中山和王宠惠的父亲王煜初交往甚深。两家交往的深度可由下面的事情见其一斑：孙中山曾经因为策划起义未遂而被清政府通缉，在这危急时刻，1895年重阳节，王宠惠的哥哥王宠勋结婚，孙中山居然冒死前往广州赴喜宴。据王宠惠回忆，因这事，孙中山还差一点被清廷密探逮捕，只是他警惕性高，才侥幸逃脱。

孙中山对王宠惠的法学才华十分器重，王宠惠在美国留学期间，孙中山于1904年也抵达美国纽约。王宠惠经常到孙的寓所密会，倾听孙中山关于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计划。随后，为了减少革命的阻力，争取国际同情，王宠惠帮助孙中山起草了《第一次对外宣言》，即《中国问题的真解决》这篇著名文章。在王宠惠毕业以后游历欧洲期间，孙中山于1905、1910年两次出游欧洲，都约王宠惠晤谈，嘱咐他在留学生中发展同盟会会员，并为革命筹款。王宠惠在革命者中的元老地位也由此确立。

1911年，王宠惠从欧洲回国，同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在挑选内阁成员时，王宠惠居然取代呼声甚高的著名外交家伍庭芳出任临时政府外交总长一职，时年仅30岁。这是王宠惠步入民国政治舞台的开始，而一开始便以如此惊艳的方式登场。在这个职位上，虽然当时整个临时政府的地位并没有得到列强的支持，但王宠惠仍然成功地处理了荷属爪哇华侨被殴杀事件，迫使荷兰政府惩治了杀害我华侨的凶手，这使广大海外华侨第一次感受到了祖国的强大支持。袁世凯“当选”民国总统以后，王宠惠又被任命为司法总长，但这次政治经历随着袁世凯的窃国行为日趋明显而在1912年6月结束。不过在这一过程中，王宠惠的政治才华得到了展现，并为他日后的政治生涯铺就了灿烂的星光大道。

王宠惠政治生涯的一个高峰是一度在1922年出任“好人内阁”的总理。袁世凯于1916年死后，中国彻底陷入了军阀混战的政治乱局，北京政府走马灯似的不停地“城头变幻大王旗”。对这种因为军阀混战而导致民不聊生的局面，当时一批有影响的知识人士表达了极大的反感，并力图恢复古典传统的由文人掌政的政治局面。1922年4月，直系在对奉战争中取得胜利，将北京政府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对直系来说，要想真正控制北京政府，首先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把现有总统宣布为非法，只有在这个前提下，自己的首领曹锟才有望登上总统宝座。为此，吴佩孚想出了恢复1916年旧国会的奇招，即以“恢复法统”为名，将南方总统孙中山、北方总统徐世昌一并宣布为非法。这个建议一出，立即为直系各派所接受。本来，直系内部以曹锟为首的保派（曹锟常驻保定）和以吴佩孚为首的洛派（吴佩孚常驻洛阳）之间，在先统一还是先拥曹锟上台做总统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即曹锟以取得总统位置为首要目标，并不热心南方统一问题，吴佩孚却主张借打败奉张之威，先进军南方，待南方统一后再考虑曹锟上台问题。这种分歧之所以没有妨碍直系各派接受吴佩孚的建议，一是没有人能想出比“恢复法统”更高明的办法，二是吴氏适时地在曹锟面前表示：“生我者父母，用我者曹使，苟有二心，神明殛之”，打消了曹锟的戒心。这个时候的吴佩孚，不仅是直系内部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也是社会上享有较高声誉的人,在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甚至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心目中，吴佩孚与别的军阀不同，他有过反对安福系亲日卖国行径、支持学生爱国运动的光荣历史，是一个值得信赖的军人。

正是出于这种认识，1922年5月，蔡元培、胡适、梁漱溟、王宠惠等人在《努力周报》上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认为中国的政治军阀混战，国无宁日，全是因为好人自命清高，不愿参与政治，让坏人当道。他们提出由知识分子中的“好人”组成“好人政府”，努力改变政府腐败的现实。由这些人组成“好人政府”，形成社会的重心，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创造出一个完美的“大我”。这种“好政府主义”初步显示出独立的自由精神，体现了现代中国独立的、自由的知识分子干涉政治的模式。

在多方呼应的有利气氛中，“恢复法统”的努力很快见效。1922年6月1日，以王家襄、吴景濂为首的150多名旧国会议员在天津开会，通电全国，即日行使职权，取消南北两政府，另组合法政府。翌日，徐世昌宣布辞职。曹锟、吴佩孚领衔联合十省区的督军、省长通电“恭迎我黎元洪大总统依法复职”。 后，孙中山也在陈炯明的逼迫下离开广州大本营，南北总统问题宣告解决。6月13日，黎元洪下令撤销1917年6月的解散国会令，半数以上的旧国会议员随后聚集北京，中华民国一时间“法统重光”了。

“法统重光”后，由谁出面组阁，成了各方矛盾的焦点。军阀之间几经折腾，最终掌握了主动权的吴佩孚遂了心意。1922年9月，在直系军阀吴佩孚支持下，曾在《我们的政治主张》上签字的王宠惠等人入阁，王担任国务总理，主要成员有内务总长孙丹林，财政总长罗文干，陆军总长张绍曾，外交总长顾维钧，海军总长李鼎新，司法总长徐谦，教育总长汤尔和，农商总长高凌蔚以及交通总长高恩洪。这些人主要属于英美派，当时被认为是无党无派的“好人”，因而这个政府有“好人政府”之称，王宠惠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好人”中的好人。然而，这些富有浪漫主义气质的政治家，由于没有自己的组织和武装力量的基础，也缺乏人民的支持，因此，实际上“好人内阁”只能是得势以后野心勃勃的吴佩孚的傀儡。政府的所作所为，不仅为以吴景濂为首的国会和以曹锟为首的保派所反对，也愈来愈为胡适等“好人们”所不满。王宠惠内阁失去了起码的信任和支持，它的倒台只剩下一个时间问题。11月18日，众议院议长吴景濂和副议长张伯烈借口财政总长罗文干在签订奥国借款展期合同时有受贿之事，要求黎元洪将其逮捕。罗文干有过留学英国的经历，他在接财政总长印时，“财政涸竭”，“库空如洗”，为解燃眉之急，他决定向国外借款。为了避免节外生枝，他未经国会讨论和总理批准就在奥国借款展期合同上签了字。这种有背法定程序的做法，正好为伺机报复内阁的国会发起倒阁运动提供了口实。23日，曹锟发表通电，“历数罗文干私签承认奥债合同罪状，为国会声援，务请将罗彻底查办治罪，以为卖国者戒严”。此电一出，为早已不满吴佩孚专权的直系诸将群起响应。面对众叛亲离的局势，吴佩孚只得让步，他于24日通电，表示对“罗案”毫无成见，对曹锟始终服从，始终拥护。王宠惠内阁因失去靠山，不复支撑。11月25日，王宠惠被迫宣布辞职，“好人政府”仅存70余天即告垮台。29日，汪大燮署理内阁。“好人政府”仅如昙花一现，很快就成了历史的陈迹。

然而，“好人政府”的失败并没有对王宠惠在民国政坛上的仕途产生多少负面影响。随着蒋介石的崛起，王宠惠以其同盟会元老的身份、渊深的学养、崇高的政治声望获得重用，在国民政府中历任要职。他除担任过国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长及司法院长外，还在抗战期间出任过外交部长、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及代理行政院长等职。

王宠惠是不折不扣的民国政坛上的常青树。

忠贞爱国、词锋机敏的外交家

除了是公认的杰出的法学家以外，王宠惠作为外交家，在民国的外交舞台上也是声名赫赫。在国际外交上，王宠惠是忠贞的爱国主义者。曾有人对王宠惠开玩笑说，如果他保留他（在香港）的出生证明，那么就可以持有英国护照了。对这种没有民族担当精神的媚外言论，王宠惠正言厉色地回应道：“我早年追随国父（指孙中山——笔者）革命，主要在推翻满清，打倒帝国主义。我最痛恨的是依附外国势力，我的出生证在早年离开香港时，即自行销毁了。”

王宠惠把这种爱国主义的气节带到了国际外交上，在外交场合，他为了维护民族和国家的利益，决不妥协。1921年，北洋政府派王宠惠、顾维钧等代表中国赴华盛顿出席太平洋会议。作为一战的战胜国，中国理应收回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一切权益，因此，王宠惠理所当然地提出了废除日本逼迫中国签订的“二十一条”，并严陈此种苛刻条款将最终导致太平洋周边不太平。这种有理有据的陈述一时打了帝国主义者一个措手不及，最终，会议签订《九国公约》，列强承认“尊重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及领土、行政之完整”，并达成《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虽然，在西方列强主导的“强权即公理”、“弱国无外交”的国际外交舞台上，这种口头承诺效果有限，但王宠惠不畏强权，坚决维护祖国领土主权完整的努力，为中国赢得了荣誉。

1933年，日本竭力扶植“伪满”政权，妄图分裂中国。在这种情况下，王宠惠奉命出席“国联”大会。会上，骄狂的日本代表以轻蔑的口吻挑衅王宠惠：“你是代表南京国民政府呢，还是代表东北满洲国政府？” 王宠惠立即站起来，义正词严地大声回答：“我代表贵国承认的那个中国政府。”一时，各国代表掌声雷动，日本代表自讨了个没趣，悻悻而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