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男篮又到了“反思”时间。虽然猜到了结果没有这么强的国内联赛，但他们的“三高”和“双快”都在NBA打球。俄罗斯和立陶宛脱胎于原来的苏联队，几经蜕变，各自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俄罗斯有强大的联赛，立陶宛则是洒向欧洲。我们这个小组的对手，无论在东欧还是南欧，在大洋洲还是在南美，他们的发展都是在世界篮球统一的大熔炉里面，而我们的CBA联赛，打法和风格越来越像NBA的附属联赛，既没有很高的水平，也缺乏同欧洲队伍的交流，以至于邓华德到最后责怪热身赛对手太弱，没有对抗——对抗，是不可能通过几场热身赛适应的，更何况他此前对热身赛安排大加赞赏。 中国的球迷是相当天真的，他们直到第四战打巴西时，才惊呼既然是这样的差距，为什么不带王哲林？事实上到奥运会锻炼新人的思路在亚锦赛后就已经被否定，因为中国篮球在体育总局的“奥运金牌战略”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是大棋盘中的一颗棋子。 在“后姚明时代”开始到2016年之间，中国男篮有七年的时间进行改造、转型、反弹，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中国篮球的体制，行政色彩浓厚，往往一次关键的奥运会可能遇上高层换届，思路为之一变。比如2002年釜山兵败后，正遇上篮管中心换届，所以2004年奥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后姚明时代”不期而至，也遇上换届，思路又为之一变，不幸的是，上一次换届碰上的是姚明的崛起，这一次换届遇上的是姚明的退出。受制于必须倾其全力的奥运方针，大批希望之星在2016年之前没有机会感受奥运会，他们用于适应大赛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2014年世界杯（原世锦赛）。到巴西奥运会时，王哲林将年满22岁，比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龄都大。 迷茫中的中国男篮转型失败，而国内的CBA联赛却在商业开发上碰到“井喷”，今后五年，每年将获得超过3亿人民币的回报。我们怎样来花这笔钱呢？有了钱以后，我们会不会去请一位世界顶级的教练，会不会让中国男篮更多地走出去和欧洲强队交流，这些都没有答案，但是在没完没了的“反思”当中，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正面的答案。（《中国男篮争取至少赢一场球》），却没有猜到过程，奥运会前四战的中国男篮全面溃败，是赛前无法预料的。
，2011年约旦替我们打掉了伊朗，又错过了第二次“反思”的机会。中国篮坛的教练和前教练们，向来话语权微弱，但私下你都能听到他们对邓华德的不屑。 转型期的中国男篮，需要确立一个全新的风格，邓华德给出的答案是：一大四小，防守至上。在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看到的中国男篮的确是按这样的路子发展。在国家队中，身材超过2米甚至2米05的丁锦辉、周鹏、朱芳雨、孙悦、易立得到重用，这符合当今世界篮球的发展潮流。三年之中，我们很少看到邓华德用大型化阵容去应对，“双塔”只是作为调剂。在伦敦奥运会确定阵容时，王哲林的落选引起议论（《不应该丢下王哲林》），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出面解释说，不带王哲林的原因，是中国队以“一大四小”的打法为主。 不过奇怪的是，小组赛前四场结束后，我们发现邓华德的主打阵容是“双塔”。首战西班牙，大郅和易建联的出场时间都超过了31分钟，而那些大个子前锋当中，丁锦辉不到10分钟，周鹏不到2分钟，国内联赛的MVP朱芳雨也只有13分钟。在对俄罗斯队用了“一大四小”以后，对澳大利亚队重拾“双塔”，大郅又打了近28分钟，易建联超过34分钟，而朱芳雨减少到不满4分钟，丁锦辉仍然不满2分钟，易立9分钟，周鹏索性没有出场。正是在这一战到最后，易建联和大郅分别受伤。中国男篮在四战后的综合统计，由于对澳大利亚队三人受伤而未能全面反映，最终王治郅平均18分钟（他对巴西只打了3分钟，扣除这一战，前三场平均超过22分钟），朱芳雨14.5分钟，丁锦辉9分钟，周鹏10分钟，易立12分钟，孙悦23分钟。 从理论上看，中国打西班牙和巴西都应该用“双塔”开局，因为对手有高大中锋，而对澳大利亚、俄罗斯和英国应该以擅长的“一大四小”为主。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确定阵容时主基调是“一大四小”，因为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是中国主盯的目标，而我们对俄罗斯不了解，也会打“一大四小”。问题在于，前两战后中国队的对抗和篮板全面落入下风，在参赛的12支队中垫底，是不是这一现实，迫使邓华德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澳大利亚上了“双塔”？ “双塔”失灵，对俄罗斯“一大四小”同样不管用，中国男篮在“后姚明时代”的虚弱全面暴露。这种虚弱第一表现在对抗上，对抗虚弱第一表现在控卫上。当俄罗斯用高大强壮的控卫来防守我们的控卫时，中国队的内外线完全脱节。而在内线，中国队由过去全面依赖姚明变成全面依赖易建联，当他无法在内线顺利地接球，只好改到高位，而当他在高位接球，占据了原本属于投手型前锋的位置，其他位置又缺少相应的跑动。所以，邓华德的“motion”——流动战术，成了一潭死水。前四战过后，中国队的平均得分是63.8分，列12队最末，篮板球30.5个，列12强最末，助攻9.5次，依然是12队最末。 在打英国队之前，邓华德既没有机会展示他的“一大四小”，也无法让队员“流动”起来，他甚至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场边骂人来鼓舞士气——自从热身赛被逐以后，篮管中心对他下了“最后通牒”，禁止他骂裁判以防再次被逐。这样，中国男篮的比赛越打越没有精神气，加上对澳大利亚一战主将受伤，第四战对巴西输了39分。 事实上，巴西和西班牙均是1994年蒋兴权带队杀进世界八强时打败的对手，18年过去，这两队已经跃升为世界上的顶级劲旅，人才济济，而中国男篮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是你缠着小脚往前迈，对手是大踏步前进，双方的差距终于有了天壤之别。 世界上的篮球强国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西班牙有强大的国内联赛作基础，高手走出去打NBA，巴西
“反”者，“返”也，回过头来的意思。自2000年以来，中国篮球回了好几次头，反思了好几次，但只见“反思”，不见行动，想破了头都没有用。
2012年伦敦奥运会，本应是中国篮球付诸行动的一次大赛，因为我们在2009年已经充分地“反思”过了。天津兵败以后，中国篮坛的上下内外纷纷“反思”，总结，出主意，目的是让三年后的奥运会有一个方向——不一定非得开花结果，但一定得有个方向。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篮球又一次跌入迷茫之中，需要重新“反思”。，2011年约旦替我们打掉了伊朗，又错过了第二次“反思”的机会。中国篮坛的教练和前教练们，向来话语权微弱，但私下你都能听到他们对邓华德的不屑。 转型期的中国男篮，需要确立一个全新的风格，邓华德给出的答案是：一大四小，防守至上。在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看到的中国男篮的确是按这样的路子发展。在国家队中，身材超过2米甚至2米05的丁锦辉、周鹏、朱芳雨、孙悦、易立得到重用，这符合当今世界篮球的发展潮流。三年之中，我们很少看到邓华德用大型化阵容去应对，“双塔”只是作为调剂。在伦敦奥运会确定阵容时，王哲林的落选引起议论（《不应该丢下王哲林》），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出面解释说，不带王哲林的原因，是中国队以“一大四小”的打法为主。 不过奇怪的是，小组赛前四场结束后，我们发现邓华德的主打阵容是“双塔”。首战西班牙，大郅和易建联的出场时间都超过了31分钟，而那些大个子前锋当中，丁锦辉不到10分钟，周鹏不到2分钟，国内联赛的MVP朱芳雨也只有13分钟。在对俄罗斯队用了“一大四小”以后，对澳大利亚队重拾“双塔”，大郅又打了近28分钟，易建联超过34分钟，而朱芳雨减少到不满4分钟，丁锦辉仍然不满2分钟，易立9分钟，周鹏索性没有出场。正是在这一战到最后，易建联和大郅分别受伤。中国男篮在四战后的综合统计，由于对澳大利亚队三人受伤而未能全面反映，最终王治郅平均18分钟（他对巴西只打了3分钟，扣除这一战，前三场平均超过22分钟），朱芳雨14.5分钟，丁锦辉9分钟，周鹏10分钟，易立12分钟，孙悦23分钟。 从理论上看，中国打西班牙和巴西都应该用“双塔”开局，因为对手有高大中锋，而对澳大利亚、俄罗斯和英国应该以擅长的“一大四小”为主。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确定阵容时主基调是“一大四小”，因为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是中国主盯的目标，而我们对俄罗斯不了解，也会打“一大四小”。问题在于，前两战后中国队的对抗和篮板全面落入下风，在参赛的12支队中垫底，是不是这一现实，迫使邓华德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澳大利亚上了“双塔”？ “双塔”失灵，对俄罗斯“一大四小”同样不管用，中国男篮在“后姚明时代”的虚弱全面暴露。这种虚弱第一表现在对抗上，对抗虚弱第一表现在控卫上。当俄罗斯用高大强壮的控卫来防守我们的控卫时，中国队的内外线完全脱节。而在内线，中国队由过去全面依赖姚明变成全面依赖易建联，当他无法在内线顺利地接球，只好改到高位，而当他在高位接球，占据了原本属于投手型前锋的位置，其他位置又缺少相应的跑动。所以，邓华德的“motion”——流动战术，成了一潭死水。前四战过后，中国队的平均得分是63.8分，列12队最末，篮板球30.5个，列12强最末，助攻9.5次，依然是12队最末。 在打英国队之前，邓华德既没有机会展示他的“一大四小”，也无法让队员“流动”起来，他甚至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场边骂人来鼓舞士气——自从热身赛被逐以后，篮管中心对他下了“最后通牒”，禁止他骂裁判以防再次被逐。这样，中国男篮的比赛越打越没有精神气，加上对澳大利亚一战主将受伤，第四战对巴西输了39分。 事实上，巴西和西班牙均是1994年蒋兴权带队杀进世界八强时打败的对手，18年过去，这两队已经跃升为世界上的顶级劲旅，人才济济，而中国男篮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是你缠着小脚往前迈，对手是大踏步前进，双方的差距终于有了天壤之别。 世界上的篮球强国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西班牙有强大的国内联赛作基础，高手走出去打NBA，巴西
2000年兵败悉尼，2002年兵败釜山，在中国篮坛掀起了前所未有的“反思”行动。这次伦敦奥运会上体现出来的诸多问题，那时候早已存在。我记得当时的“元老院”把矛盾焦点放在教练王非身上，而篮管中心的结论是由于文革的耽误，我们缺少40到45岁年龄段的教练人才，所以2004年奥运会首次启用洋帅。两届奥运会，一届世锦赛，分别是哈里斯和尤纳斯带队。他们在五年时间内，让中国男篮保持在世界前八，确立了以姚明为核心的大型化阵容。这一阵容与风格，随着姚明受伤，过早退出国家队，而在2009年土崩瓦解。
2009年的举国“反思”，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在当年8月底，篮管中心总结了兵败天津的七大点：1、奥运会后有的球员沾沾自喜，滋生“骄、娇”二气，被舆论捧过头，而冲昏了自己的头脑。2、对中东、西亚球队水平提高很快这一点重视不够，尤其是“外线已经技不如人”……无论前锋还是后卫，不如约旦、黎巴嫩和伊朗，甚至不如韩国；即使内线，也不如黎巴嫩的佛罗曼和伊朗的哈达迪。3、依赖姚明形成惯性，进攻如此，防守亦然，尤其在关键时刻，缺乏姚明那样的精神领袖。4、对伊朗那场决赛，制约与反制约的策略效果不明显，不如伊朗……比如伊朗所采取的“逼外（线）、放内（线）”，以及快攻、反击和篮板等策略，针对性很强，非常有效。5、表现不稳定，遇顺风球还可以，一遇逆风球，就显得准备不足，办法不够。6、对球员的要求不够严格，而球员也有些失去目标和动力，竞争的意识比北京奥运会前明显淡化。7、赛前运动量调节不理想，老队员有伤病，训练不系统。
“反思”就是回过头来看，我们回过头来看2009年的总结，可以发现过于针对具体的比赛，而不涉及深层次的症结。虽然我们现在说伦敦奥运会是“后姚明时代”的第一次奥运会，但实际上2009年已经开始了“后姚明时代”。两个不同的时代，阵容组成、打法风格、指导思想、远近目标，都应该是不同的，中国男篮在当时面临本质的改造和转变。遗憾的是，天津亚锦赛兵败的一大原因是将帅不和，郭士强被孤立，这一原因导致中国男篮出现“主帅危机”，国内无人接棒，也没去国外找顶级洋帅。篮管中心似乎不想让李春江接任（其实中国队是广东队为半壁江山），而在邓华德和（东莞新世纪主教练）戈尔之间，由于戈尔的提前退出，邓华德成为后三年的中国男篮主帅。
邓华德的这三年，对他的质疑从未停止过。不过，中国的篮球媒体向来十分团结，爱护自己的球队，当他们在2011年发现质疑无法改变现状，最近的一年也就不再重复没完没了的质疑。因为我们的球队是封闭训练，而热身赛的对手向来比较弱，邓华德的训练质量到底如何，除了比赛做检验，无从判断。邓华德接手后，“运气”好得出奇，2010年世锦赛由于“被出线”，中国男篮错过了第一次“反思”的机会，2011年约旦替我们打掉了伊朗，又错过了第二次“反思”的机会。中国篮坛的教练和前教练们，向来话语权微弱，但私下你都能听到他们对邓华德的不屑。
转型期的中国男篮，需要确立一个全新的风格，邓华德给出的答案是：一大四小，防守至上。在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看到的中国男篮的确是按这样的路子发展。在国家队中，身材超过2米甚至2米05的丁锦辉、周鹏、朱芳雨、孙悦、易立得到重用，这符合当今世界篮球的发展潮流。三年之中，我们很少看到邓华德用大型化阵容去应对，“双塔”只是作为调剂。在伦敦奥运会确定阵容时，王哲林的落选引起议论（《不应该丢下王哲林》），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出面解释说，不带王哲林的原因，是中国队以“一大四小”的打法为主。没有这么强的国内联赛，但他们的“三高”和“双快”都在NBA打球。俄罗斯和立陶宛脱胎于原来的苏联队，几经蜕变，各自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俄罗斯有强大的联赛，立陶宛则是洒向欧洲。我们这个小组的对手，无论在东欧还是南欧，在大洋洲还是在南美，他们的发展都是在世界篮球统一的大熔炉里面，而我们的CBA联赛，打法和风格越来越像NBA的附属联赛，既没有很高的水平，也缺乏同欧洲队伍的交流，以至于邓华德到最后责怪热身赛对手太弱，没有对抗——对抗，是不可能通过几场热身赛适应的，更何况他此前对热身赛安排大加赞赏。 中国的球迷是相当天真的，他们直到第四战打巴西时，才惊呼既然是这样的差距，为什么不带王哲林？事实上到奥运会锻炼新人的思路在亚锦赛后就已经被否定，因为中国篮球在体育总局的“奥运金牌战略”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是大棋盘中的一颗棋子。 在“后姚明时代”开始到2016年之间，中国男篮有七年的时间进行改造、转型、反弹，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中国篮球的体制，行政色彩浓厚，往往一次关键的奥运会可能遇上高层换届，思路为之一变。比如2002年釜山兵败后，正遇上篮管中心换届，所以2004年奥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后姚明时代”不期而至，也遇上换届，思路又为之一变，不幸的是，上一次换届碰上的是姚明的崛起，这一次换届遇上的是姚明的退出。受制于必须倾其全力的奥运方针，大批希望之星在2016年之前没有机会感受奥运会，他们用于适应大赛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2014年世界杯（原世锦赛）。到巴西奥运会时，王哲林将年满22岁，比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龄都大。 迷茫中的中国男篮转型失败，而国内的CBA联赛却在商业开发上碰到“井喷”，今后五年，每年将获得超过3亿人民币的回报。我们怎样来花这笔钱呢？有了钱以后，我们会不会去请一位世界顶级的教练，会不会让中国男篮更多地走出去和欧洲强队交流，这些都没有答案，但是在没完没了的“反思”当中，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正面的答案。
不过奇怪的是，小组赛前四场结束后，我们发现邓华德的主打阵容是“双塔”。首战西班牙，大郅和易建联的出场时间都超过了31分钟，而那些大个子前锋当中，丁锦辉不到10分钟，周鹏不到2分钟，国内联赛的MVP朱芳雨也只有13分钟。在对俄罗斯队用了“一大四小”以后，对澳大利亚队重拾“双塔”，大郅又打了近28分钟，易建联超过34分钟，而朱芳雨减少到不满4分钟，丁锦辉仍然不满2分钟，易立9分钟，周鹏索性没有出场。正是在这一战到最后，易建联和大郅分别受伤。中国男篮在四战后的综合统计，由于对澳大利亚队三人受伤而未能全面反映，最终王治郅平均18分钟（他对巴西只打了3分钟，扣除这一战，前三场平均超过22分钟），朱芳雨14.5分钟，丁锦辉9分钟，周鹏10分钟，易立12分钟，孙悦23分钟。
从理论上看，中国打西班牙和巴西都应该用“双塔”开局，因为对手有高大中锋，而对澳大利亚、俄罗斯和英国应该以擅长的“一大四小”为主。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确定阵容时主基调是“一大四小”，因为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是中国主盯的目标，而我们对俄罗斯不了解，也会打“一大四小”。问题在于，前两战后中国队的对抗和篮板全面落入下风，在参赛的12支队中垫底，是不是这一现实，迫使邓华德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澳大利亚上了“双塔”？
“双塔”失灵，对俄罗斯“一大四小”同样不管用，中国男篮在“后姚明时代”的虚弱全面暴露。这种虚弱第一表现在对抗上，对抗虚弱第一表现在控卫上。当俄罗斯用高大强壮的控卫来防守我们的控卫时，中国队的内外线完全脱节。而在内线，中国队由过去全面依赖姚明变成全面依赖易建联，当他无法在内线顺利地接球，只好改到高位，而当他在高位接球，占据了原本属于投手型前锋的位置，其他位置又缺少相应的跑动。所以，邓华德的“motion”——流动战术，成了一潭死水。前四战过后，中国队的平均得分是63.8分，列12队最末，篮板球30.5个，列12强最末，助攻9.5次，依然是12队最末。没有这么强的国内联赛，但他们的“三高”和“双快”都在NBA打球。俄罗斯和立陶宛脱胎于原来的苏联队，几经蜕变，各自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俄罗斯有强大的联赛，立陶宛则是洒向欧洲。我们这个小组的对手，无论在东欧还是南欧，在大洋洲还是在南美，他们的发展都是在世界篮球统一的大熔炉里面，而我们的CBA联赛，打法和风格越来越像NBA的附属联赛，既没有很高的水平，也缺乏同欧洲队伍的交流，以至于邓华德到最后责怪热身赛对手太弱，没有对抗——对抗，是不可能通过几场热身赛适应的，更何况他此前对热身赛安排大加赞赏。 中国的球迷是相当天真的，他们直到第四战打巴西时，才惊呼既然是这样的差距，为什么不带王哲林？事实上到奥运会锻炼新人的思路在亚锦赛后就已经被否定，因为中国篮球在体育总局的“奥运金牌战略”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是大棋盘中的一颗棋子。 在“后姚明时代”开始到2016年之间，中国男篮有七年的时间进行改造、转型、反弹，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中国篮球的体制，行政色彩浓厚，往往一次关键的奥运会可能遇上高层换届，思路为之一变。比如2002年釜山兵败后，正遇上篮管中心换届，所以2004年奥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后姚明时代”不期而至，也遇上换届，思路又为之一变，不幸的是，上一次换届碰上的是姚明的崛起，这一次换届遇上的是姚明的退出。受制于必须倾其全力的奥运方针，大批希望之星在2016年之前没有机会感受奥运会，他们用于适应大赛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2014年世界杯（原世锦赛）。到巴西奥运会时，王哲林将年满22岁，比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龄都大。 迷茫中的中国男篮转型失败，而国内的CBA联赛却在商业开发上碰到“井喷”，今后五年，每年将获得超过3亿人民币的回报。我们怎样来花这笔钱呢？有了钱以后，我们会不会去请一位世界顶级的教练，会不会让中国男篮更多地走出去和欧洲强队交流，这些都没有答案，但是在没完没了的“反思”当中，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正面的答案。
在打英国队之前，邓华德既没有机会展示他的“一大四小”，也无法让队员“流动”起来，他甚至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场边骂人来鼓舞士气——自从热身赛被逐以后，篮管中心对他下了“最后通牒”，禁止他骂裁判以防再次被逐。这样，中国男篮的比赛越打越没有精神气，加上对澳大利亚一战主将受伤，第四战对巴西输了39分。
，2011年约旦替我们打掉了伊朗，又错过了第二次“反思”的机会。中国篮坛的教练和前教练们，向来话语权微弱，但私下你都能听到他们对邓华德的不屑。 转型期的中国男篮，需要确立一个全新的风格，邓华德给出的答案是：一大四小，防守至上。在大部分时间内，我们看到的中国男篮的确是按这样的路子发展。在国家队中，身材超过2米甚至2米05的丁锦辉、周鹏、朱芳雨、孙悦、易立得到重用，这符合当今世界篮球的发展潮流。三年之中，我们很少看到邓华德用大型化阵容去应对，“双塔”只是作为调剂。在伦敦奥运会确定阵容时，王哲林的落选引起议论（《不应该丢下王哲林》），篮管中心副主任胡加时出面解释说，不带王哲林的原因，是中国队以“一大四小”的打法为主。 不过奇怪的是，小组赛前四场结束后，我们发现邓华德的主打阵容是“双塔”。首战西班牙，大郅和易建联的出场时间都超过了31分钟，而那些大个子前锋当中，丁锦辉不到10分钟，周鹏不到2分钟，国内联赛的MVP朱芳雨也只有13分钟。在对俄罗斯队用了“一大四小”以后，对澳大利亚队重拾“双塔”，大郅又打了近28分钟，易建联超过34分钟，而朱芳雨减少到不满4分钟，丁锦辉仍然不满2分钟，易立9分钟，周鹏索性没有出场。正是在这一战到最后，易建联和大郅分别受伤。中国男篮在四战后的综合统计，由于对澳大利亚队三人受伤而未能全面反映，最终王治郅平均18分钟（他对巴西只打了3分钟，扣除这一战，前三场平均超过22分钟），朱芳雨14.5分钟，丁锦辉9分钟，周鹏10分钟，易立12分钟，孙悦23分钟。 从理论上看，中国打西班牙和巴西都应该用“双塔”开局，因为对手有高大中锋，而对澳大利亚、俄罗斯和英国应该以擅长的“一大四小”为主。这样可以解释为什么确定阵容时主基调是“一大四小”，因为澳大利亚和英国都是中国主盯的目标，而我们对俄罗斯不了解，也会打“一大四小”。问题在于，前两战后中国队的对抗和篮板全面落入下风，在参赛的12支队中垫底，是不是这一现实，迫使邓华德临时改变了主意，对澳大利亚上了“双塔”？ “双塔”失灵，对俄罗斯“一大四小”同样不管用，中国男篮在“后姚明时代”的虚弱全面暴露。这种虚弱第一表现在对抗上，对抗虚弱第一表现在控卫上。当俄罗斯用高大强壮的控卫来防守我们的控卫时，中国队的内外线完全脱节。而在内线，中国队由过去全面依赖姚明变成全面依赖易建联，当他无法在内线顺利地接球，只好改到高位，而当他在高位接球，占据了原本属于投手型前锋的位置，其他位置又缺少相应的跑动。所以，邓华德的“motion”——流动战术，成了一潭死水。前四战过后，中国队的平均得分是63.8分，列12队最末，篮板球30.5个，列12强最末，助攻9.5次，依然是12队最末。 在打英国队之前，邓华德既没有机会展示他的“一大四小”，也无法让队员“流动”起来，他甚至无法像过去那样在场边骂人来鼓舞士气——自从热身赛被逐以后，篮管中心对他下了“最后通牒”，禁止他骂裁判以防再次被逐。这样，中国男篮的比赛越打越没有精神气，加上对澳大利亚一战主将受伤，第四战对巴西输了39分。 事实上，巴西和西班牙均是1994年蒋兴权带队杀进世界八强时打败的对手，18年过去，这两队已经跃升为世界上的顶级劲旅，人才济济，而中国男篮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是你缠着小脚往前迈，对手是大踏步前进，双方的差距终于有了天壤之别。 世界上的篮球强国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西班牙有强大的国内联赛作基础，高手走出去打NBA，巴西
事实上，巴西和西班牙均是1994年蒋兴权带队杀进世界八强时打败的对手，18年过去，这两队已经跃升为世界上的顶级劲旅，人才济济，而中国男篮不能说没有进步，只是你缠着小脚往前迈，对手是大踏步前进，双方的差距终于有了天壤之别。
世界上的篮球强国没有统一的发展模式。西班牙有强大的国内联赛作基础，高手走出去打NBA，巴西没有这么强的国内联赛，但他们的“三高”和“双快”都在NBA打球。俄罗斯和立陶宛脱胎于原来的苏联队，几经蜕变，各自有了自己的风格，而俄罗斯有强大的联赛，立陶宛则是洒向欧洲。我们这个小组的对手，无论在东欧还是南欧，在大洋洲还是在南美，他们的发展都是在世界篮球统一的大熔炉里面，而我们的CBA联赛，打法和风格越来越像NBA的附属联赛，既没有很高的水平，也缺乏同欧洲队伍的交流，以至于邓华德到最后责怪热身赛对手太弱，没有对抗——对抗，是不可能通过几场热身赛适应的，更何况他此前对热身赛安排大加赞赏。
中国的球迷是相当天真的，他们直到第四战打巴西时，才惊呼既然是这样的差距，为什么不带王哲林？事实上到奥运会锻炼新人的思路在亚锦赛后就已经被否定，因为中国篮球在体育总局的“奥运金牌战略”中不可能独善其身，是大棋盘中的一颗棋子。
在“后姚明时代”开始到2016年之间，中国男篮有七年的时间进行改造、转型、反弹，现在时间已经过去三年。中国篮球的体制，行政色彩浓厚，往往一次关键的奥运会可能遇上高层换届，思路为之一变。比如2002年釜山兵败后，正遇上篮管中心换届，所以2004年奥运会到2008年奥运会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后姚明时代”不期而至，也遇上换届，思路又为之一变，不幸的是，上一次换届碰上的是姚明的崛起，这一次换届遇上的是姚明的退出。受制于必须倾其全力的奥运方针，大批希望之星在2016年之前没有机会感受奥运会，他们用于适应大赛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2014年世界杯（原世锦赛）。到巴西奥运会时，王哲林将年满22岁，比姚明、王治郅、易建联第一次参加奥运会的年龄都大。
迷茫中的中国男篮转型失败，而国内的CBA联赛却在商业开发上碰到“井喷”，今后五年，每年将获得超过3亿人民币的回报。我们怎样来花这笔钱呢？有了钱以后，我们会不会去请一位世界顶级的教练，会不会让中国男篮更多地走出去和欧洲强队交流，这些都没有答案，但是在没完没了的“反思”当中，我们希望得到的是正面的答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