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上风传一大新闻：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推倒了外贸外资企业“倒闭”的多米诺骨牌，许多农民工卷起行囊踏上了返乡之路。有消息说，进入本年度10月后，东南沿海已有6.7万家中小企业倒闭，使多年引人为豪的“劳动密集型外向企业”出现了衰落景象。当然，构成新闻的要素不只其一，还有一个就是“民工潮”。虽然很多人讳言企业“倒闭”，却不能掩盖各大车站拥挤的人群，据湖北省劳动保障厅初步统计，仅9～10两个月的时间里，已有30多万湖北籍农民工陆续返乡。
如同每年的“民工潮”一样，这个群体每次迁徙都会给人们带来诸多忧虑，习惯了用农民工支撑的中国外向型经济，突然间出现了“无米为炊”的现象，的确不能不使人忧心忡忡。不但预示着隐性失业将引发新一轮的社会动荡，同时也隐喻出中国的城市化进程遭到了梗阻。为防止突发事件发生，国务院以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要领导都飞赴了广东，深圳市劳动保障局也率先下发了《关于积极稳妥做好我市农民工稳定就业工作的紧急通知》。这是自中国出现“民工潮”后首次紧急应对农民工返乡的问题，也是社会管理者第一次把“民工潮”当社会问题来重视。
平心说，笔录中国改革的历程，“民工”是个不能绕过的关键词。尽管这个词从法理到学术概念都不具备独立属性，甚至由此演绎出的诸如“农民工”、“盲流”、“打工一族”等各种版本都明显带有某种轻蔑色彩，但叫法越多越说明这个群体庞大和不容忽视。据农业部最新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农村外出就业劳动力达1.26亿人，乡镇企业从业人员为1.5亿，扣除重复计算部分，2007年农民工达到2.26亿人。这意味着只要十分之一的民工就业受到影响，绝对值就将达到2200万人。
“民工潮”是从什么时候形成的没有详实记载，只记得1989年的春节前夕，南中国的各大交通枢纽突然宣布告急，一股波澜壮阔的人口流动浪潮给铁路等交通运输造成巨大的压力。从那时起，“民工潮”的字样就从媒体映入人们的眼帘，此后形成了古今中外绝无仅有中国特色，随之而来的是“春运”、“留守妇女”、“空巢化”、“治安管理”等一系列深层问题。有学者称，“民工潮”的出现是农民获得解放后又一次“农村包围城市”，是对城乡“二元经济”改革的促进。当然那是一种乐观的说法，实际上用大多数城市人的眼光看，“民工潮”非但没有那么伟大，反而一直让他们惶恐不安。
“民工”是个特殊称谓，这个在古代被称为“氓”的群体，曾经是“雁户”、“流民”的同义词。从“闯关东”到“走西口”再到“下南洋”，这些名词实际上是记述了近代农民的一部血泪史。以致《胶澳志》有民谣称：“富走南，穷进京，死逼梁山下关东”，包括中国人耳熟能详的《走西口》，都是不同时期对这个群体的真实写照。1935年，中国太平洋学会对产生流民的原因定义为“因经济压迫”，《中国近代流民》称之为“逃荒”，血泪、屈辱、负重、饥俄等形象后来构成了蒋兆和的《流民图》，一个哀鸿遍野、流离失所、饥寒交迫的巨幅画卷让人读后深受震撼。
所幸的是，今天的“民工”不能和昔日的“流民”同语，虽然“他乡没有烈酒没有问候”，再艰辛毕竟也不是“逃荒”概念。2006年国务院颁布了《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主要内容是要求各地对农民工公平对待、一视同仁。从《劳动合同法》到高层关注“民工潮”的情况看，已经表明农民工实际上成了中国经济建设的主要力量。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加工厂”，之所以在对外经济交往中越来越有底气，真正的原因是背后有一支吃苦耐劳、忍辱负重的农民工大军。
由于社会的二元管理体制和户籍制度改革没能与经济发展同步，中国农民虽然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民”主体，实质上却是权利“金字塔”最下层的垫脚石。长期以来，社会利益分配一直向城市倾斜，使城乡差别日益扩大，一边是高楼林立、繁华奢靡，另一边是穷困无助、土里刨食。活生生的现实使一些不甘现状的人开始涌进城市，他们背井离乡、工薪微薄，工作在环境最危险的工地和工矿，从事着他人不愿做的各类服务行业。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群体，他们吃苦受累用血汗创造出了中国经济奇迹，用粗糙的双手推动着中国经济发展的车轮。
当然，本文的题旨不是为了探讨农民工问题，而是告诉人们中国改革30年最需要纪念的主体应该是什么。所谓“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33章），无论从哪个角度看，没有既得利益的奉献群体也最值得铭记——他们每前进一步都是中国社会进步的真实体现，每让人正视一次就等于在审视中国社会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民工潮”的涌动自然标志着整个社会内质的变化，也许什么时候让“民工潮”成为了历史，什么时候中国才能称得上真正的现代化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