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经省主管部门批准，滨州黄河大桥改造工程正式启动，在建桥资金不到位的情况下，是停建还是继续建设，摆在了大桥决策者的面前，经权衡利弊后，大桥于1984年9月16日开始实行收费。这一做法，在当时全国尚无先例，并由此引起了诸多的非议和很大的阻力。但是，作为滨州黄河大桥收费的决策者们，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为指导，在改革、开放，搞活的历史环境中，坚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把滨州的长远发展放在工作的第一位，坚持按客观规律办事，以无私无畏和敢为人先的精神，不怕担风险，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毅然决然地收费，从而在全国创了个第一。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作为一名亲历者，每每回忆起这段往事，我的心绪难平，时时被其中的人和事感动着……
滨州黄河大桥始建于1972年1月，同年10月10日正式通车，从而结束了自古以来黄河滨州段无大桥的历史，为人们的出行和滨州的社会经济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随着大桥的运行使用，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由于黄河大桥选址不够科学，主桥先天不足，加之引桥仅占河道宽度的四分之一，已不能满足防凌防汛的需要，使大桥造成交通中断，给国家财产造成损失和浪费，也给人们的生产和生活带来极大的不便，而发生几次凌汛的事实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为了改变这种现状，发挥好大桥的效能，从1980年开始，原滨州地委、行署负责同志多次向省有关领导汇报，并两次专门写出报告，要求改造旧桥。1981年11月，省建委派人来现场考察、定线。1982年7月20日，省计委发出《关于北镇黄河大桥北引桥接长工程初步设计的批复》，对工程标准提出了具体意见；最后，省计委下达《关于1983年北镇黄河大桥改造工程的安排意见》，同意改造旧桥30孔，接长引桥1542米，工程概算950万元，至此旧桥改造的各项手续基本完备。
大桥改造工程是比兴建主桥更为庞大、艰巨的任务。对此，地委、行署领导十分重视，立即组成了“滨州黄河大桥改造工程指挥部”。由原行署副专员刘之申同志任工程指挥部指挥、由胜利油田副指挥王军、滨州军分区政委于光增、原地区交通局局长樊临照、原地区计委副主任任孙现夫、原地区经委副主任贾宗堂、原军分区副参谋长张洪品等同志任副指挥。省交通厅规划设计院李守善等同志负责大桥改造工程设计；省交通厅工程公司二处负责大桥上部构造施工；地区水利安装队负责基础工程施工；地区公路段路面工程队负责桥面沥青及混凝土的施工。
工程开工后，原材料、运费、劳力都大幅涨价；计划内物资远远不能满足需要，必须通过各种渠道去外地自筹；为保证施工期间的交通畅通，又必须修建便桥和轮渡码头。据当时匡算，仅主体工程就需要资金1600余万元，大大超出包干经费。修南北接线公路4.5公里，需资金800万元，有关部门仅批给60万元。工程急需的钢材、沥青等，无计划内指标。至工程全部竣工，实际耗资近5000万元（包括桥头园林）。如此巨额款项，地方财政近几年内是无法解决的。为筹集修便桥的资金，指挥部多次请示省有关部门没有结果。因此，地委、行署和大桥工程指挥部经多次酝踉，决定采用“人民桥梁人民建”的办法，过桥收费、集资建便桥。自1984年9月16日起实行。收费开始后，由于群众对此不理解，地委、行署不断接到群众的告状信和投诉状，驾驶员也不予配合，拒费、逃费现象时有发生，并引发与收费人员争吵斗殴事件，干扰了收费工作的正常进行。针对这种情况，指挥部通过各种形式做好群众的宣传工作，取得他们对收费工作的理解和支持。与此同时，在地委、行署领导的支持下，成立了“黄河大桥公安派出所”，使问题得到了较好地解决。
期间，我在大桥指挥部办公室担任秘书工作，每次召开指挥成员会议，我要到场负责会议的记录。会后，根据会议精神经过整理形成《会议纪要》或《工作简报》，上报地委、行署负责同志和地区各有关部门。指挥会议每次大都涉及到收费问题，也是大家议论的焦点。每当谈到这里，刘之申这位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前辈，态度十分地坚决：我们收费是为人民建大桥，是为滨州人民造福办好事，是为滨州的发展做贡献。如果这件事真得办错了，那是我工作上的失误，由我这个指挥一人负责，愿接受组织上的任何处理。听到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我的心不免为之一颤。可以想象，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又没有先例的情况下，要做出这样一个收费的决定，那是需要有多大的勇气，冒多大的风险啊！然而，好事必有好报。1984年11月25日《羊城晚报》发表了广州市集资建桥、交通部发电祝贺的消息，给指挥部上下以极大的鼓舞，更增强了干好工作的信心和决心，。1985年9月，省政府决定，济南黄河大桥过桥收费。1986年5月省政府领导来滨州大桥工地视察，认为，“取之于桥，用之于桥”的集资办法可以试行。此后，过桥收费，集资建桥的办法，终于得到社会的公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