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论述科学研究的实践与思维技巧的书。作者威廉•伊恩•比德莫尔•贝弗里奇（William Ian Beardmore Beveridge）1908年出生于澳大利亚，于1947年起任英国剑桥大学生物病理学教授，是一位卓有成效的科学家。本书综合了本世纪和上世纪一些著名科学家的经验、教训，立论鲜明，编排醒目，语言也饶有风趣。在这百花盛开的科学的春天，作为万紫千红中的一束，译者愿将这本书介绍给我国有志于科学的读者。 u+U '|6)E
关于本书的宗旨、内容和对象，原作序言已有说明，无需译者赘述。在此仅就本书作者的观点略谈一二。 %Fb4
马克思、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文中说：“科学是实验的科学，科学就在于用理性方法去整理感性材料。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和实验是理性方法的主要条件。”本书作者的观点正是如此，他十分注重实验和观察，非常强调审慎推理与客观判断。就是对待“机遇”、“直觉”、这些偶然性很大的因素，作者也一再强调只有准备的头脑才能认出机会，利用机会；“直觉”必须以对问题持续自觉的思考来作思想上的准备。作者这种贯穿始终的科学态度是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是一个自然科学工作者最可贵的品质。 G"_ 8 `l
同时，作者的治学态度也十分严谨。他反复强调在进行实验或观测时，要密切注意细节，作出详细的笔记，切不可把观察到的现象与实验者本人对现象的解释二者混为一谈。他一再告诫人们，切勿让推理的进展超越事实，否则定会误入歧途。另一方面，他主张用批判的阅读来武装头脑，力求保持独立思考能力，避免因循守旧。他还鼓励科学工作者彼此切磋，互相探讨，打开眼界，以免鼠目寸光，作井蛙之叹。 0/ r\#"+XT
这本书的最后两章着重论述了科学的组织工作、科学工作者必备的条件和素质以及科学家生活的种种特点。因此，本书不仅对那些攀登险峰的勇士是一根得力的柱仗，而且对那些选拔勇士、组织攀登的现代“伯乐”也是一本很好的参考书。 [1Os.G2
当然，作者也有自己的缺陷和时代的局限性。他反对科学工作者阅读哲学书，认为那些浩如烟海的著作对科学用处不大；他看不到社会主义制度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积极方面，错误地认为是“政治干预科学事物”，是“会使专制主义进入科学”；他宣扬科学上的新发现大多来自机遇或直觉，用了两章的篇幅试图论证科学新发现中机遇和直觉的重要性，未免有些过分，有些例证也未免有些玄虚。联系到作者所处的历史条件以及他所生活的社会制度，联系到资本主义社会中唯心主义哲学的泛滥，对这些观点的产生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 ;K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