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京报：2010年9月3日，美国《科学》杂志刊登了你和施一公撰写的《中国的科研文化》一文，涉及中国基础研究科研经费分配问题。当时科技部长在答记者问时称，“他们深深地伤害了广大科技工作者的感情。”这篇文章为什么引起了这样的回应？
饶毅：文章里主要说，近年来，中国研究经费持续以20%的比例增长，但这种增长对中国的科研，没有起到应有的强大促进作用。
新京报：为什么这样说？
饶毅：每个申请研究经费的人心知肚明：与个别官员和少数强势的科学家搞好关系才是最重要的，因为他们主宰了经费申请指南制定的全过程。
新京报：要搞好关系？
饶毅：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就是：做好的研究还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相当比例的研究人员花费了过多精力去拉关系，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去做学问或是培养学生，有的干脆将学生当做廉价劳力使用。
新京报：这个秘密你公开说出来了，其他人什么态度？
饶毅：中国大多数研究人员，常常嘲讽这种存在明显缺陷的经费分配体制。矛盾的是，绝大多数人却默默接受了这个体制。
新京报：据你所知，现在研究人员是怎么拉关系的？
饶毅：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教授，虽然条件比现在差，科学热情却高很多，骑自行车、搭公交车去听学术报告。
在中国生命科学界，90%以上的教授90%以上时间不听学术报告。现在，很多单位，不仅教授不听国际学术报告，甚至发出邀请的领导本人都不去听。
但有些人却为了当选院士的选票，而只听国内院士的报告。
新京报：所以你觉得中国科研文化出了问题？
饶毅：中国目前科研文化中的问题是，在浪费经费资源、腐蚀学术精神、阻碍科研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