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作家丹尼尔·克尔曼的历史小说《测量世界》描写了两类科学家天才的聚会和交锋，多次得奖，并且被搬上了银幕，饶有趣味，都值得看。
1828年，51岁的大数学家高斯，在59岁的洪堡力邀下去柏林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他们都热爱自由、真理和科学，但性情古怪。他们性格和生活方式迥异。《测量世界》幽默风趣地描写了他们的生活，他们的渴望和弱点，他们在孤独和爱情、可笑和伟大、失败和成功之间的徘徊。
数学家、天文学家卡尔·费里德利希·高斯(1777—1855)出身贫寒，最恨旅行，最喜欢不受打扰地待在家里，沉浸在数字的世界。他很怕痛，是个理性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
在会场，高斯粗略地计算，在家里他需要一年零七个月，才会碰到这许多人。有一半人身穿制服，三分之一蓄着小胡子。在场的只有七分之一是妇女，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在三十岁以下，只有两个不难看的，只有一个他很想接触的，可她只向他屈了下膝，就又走开了。一位戴着三十二只勋章夹的男子将高斯的手漫不经心地拉在三个手指之间。这些突出显示了高斯对数字的敏感和运算能力。
而自然科学家亚历山大·洪堡(1769—1859)出身名门，资金充足。为了研究地球科学，他远涉重洋，前往南美洲，同原始森林和草原搏斗，乘船考察奥里诺科河，尝箭毒，数虱子，钻洞窟，登高山，邂逅海怪和食人族，掘死尸，收集植物，观察动物，禁止同伴接触异性，用他的测量仪器来分析一切，周游半个世界去测量不属于他的土地。有意思的是，洪堡的科学考察也用一串数字来表示，比如“他们一起旅行了23个星期，行走了14500俄里，到过658个驿站，他略一犹豫，使用了12224匹马”。
“闲话，计划，诡计。同十个侯爵和百个研究院院士闲扯，直到可以在某个地方竖起一个个温度计，这不是科学。是嘛，洪堡叫道，那什么是科学呢？高斯吸着烟斗说道：一个人独自坐在写字台旁，面对一页纸，也许一台望远镜，窗外是明朗的天空。如果这个人在他理解他所观察的事物之前不放弃，这也许就是科学。如果这个人去旅行呢？高斯耸耸肩：找藏在远方的东西，在洞穴、火山和矿山里，都是巧合和不重要的。世界不会这样变明白的。写字台旁的这个人，洪堡说道，当然需要一个悉心关怀的女人，她为他暖脚为他煮饭，还有为他擦拭仪器的温顺的孩子和将他当成一个孩子供养的父母。有一座安全的能遮风挡雨的房子，和一顶让耳朵永远不会痛的帽子。”可以看出两个科学家对于科学的不同理解；两人在性取向上，也是泾渭分明。
洪堡前往萨尔茨堡，置办了当时能买到的最昂贵的测量器材。两只气压仪，一只沸点测高计，一只经纬仪，一只反光六分仪，一只用来确定地磁强度的磁倾仪，一只测量空气湿度的毛发湿度计，一只测量空气中氧气含量的量气管，一只用来贮藏电量的莱顿瓶和一只测量天空颜色的天蓝仪。他还购买两只价值连城的钟，是最近才在巴黎生产出来的。野外测量和数据的采集是辛苦的，威胁不仅来自大自然，也来自一些不理解他的土著居民，比如：那些看他通过六分仪的目镜测定太阳的当地人，认为他们是异教的天体崇拜者，向他们掷石头，他们不得不跃上马落荒而逃。前两次他们安然无恙地逃脱了，第三次邦普朗离开时受了一处重伤。许多科学概念的提出，和他注重实地考察的方法分不开。常年野外考察，自然比常年在书桌前、在观测室内有趣，但更危险。
面对写字台、白纸和望远镜；或者面对高山、海洋河流洞窟，都可以研究科学。出身、性格和生活习惯、研究方式的不同，不妨碍他们朝一个科学方向努力。这两类科学家可以合作，他俩做到了。他们都长寿，都是科学家的楷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