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那天中国青年队对塔吉克斯坦、黎巴嫩两连胜小组出线后，我接到一个采访电话，记者的问题是“国青两连胜，您是否认为这对国人信心是一种刺激”，这个问题让我大脑空白，很久才说“国青两连胜没给我刺激，你的问题却刺激了我”。这样的回答对待一个刚入道的记者有些粗暴，但我确实认为“国青”“国少”在区域性比赛中的习惯性反弹其实是一剂毒药，我毫不讳言希望这支中青队输，而且它果然输了，这可以扯下中国足协最后的遮羞布。
历史的遮羞布是这样的：85年张志诚青年队获世青赛第七名遮了当年曾雪粼5.19的羞，96年唐鹏举遮了95年戚务生折戟吉隆坡的羞，2000年亚青赛和2001年世青赛沈祥福遮了霍顿的羞，2005年克劳琛国青遮了2004年11.17弱智输球的羞……每逢中国足球大败，中国足协便会组织以超龄、功利、杀伤战术为利器的青少年队取得一些其实不值一提的名次来逃避问责，然后幼稚的群众就鼓掌欢迎。撕下中国足球最后一块遮羞布，是对中国足球一件功德。
过去我们以大打小还能取得一些成绩，现在这方法都不灵了，中国足协真伟大。在球队混过的人都知道这个笑话，在中国测骨龄都不是绝对管用，因为大人会教孩子很多让检测机构查不出来真实年龄的方法，但是一洗澡就发现：我们15岁的孩子就可以长出厚厚的胸毛了，各个部位比大一学生还成熟。
你知道中国足球下一次会输球，但永远想不出它会怎么输，对方由一名后卫客串的门将就封杀我们。最后一个去踢点球的李智超据说是教练员特别为罚点球才派上场的，因为经验丰富，可他射点球前一瞬居然惊怕得闭上眼睛……那一刻我根本不关心他是否能射进点球，我请求神，救救他。
后卫客串门将也能淘汰中国青年队，请**继续悲伤，明白的人集体鼓掌。
小平同志说：足球从娃娃抓起。可我们都快成爷爷了，娃娃足球还没有抓起来，所以中国足球界管理者某种程度上是在反对邓小平指示，他们不去抓娃娃足球，都去搞豪赌世界杯和奥运会了竞技指标了。
我举几个数据：
一、作为中国足球人才基地的辽沈大地：在辽宁省足协注册的青少年运动员目前不足百人（比这个城市洗浴中心的服务人员数量少很多），足球人口流失超过90%以上。“足球城”大连高峰时拥有二十八家青少年足球俱乐部，有30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现在全部消失。在沈阳市足协注册的青少年人数从最高峰1998年的2500人锐减到07年的不足百人，注册的训练单位也由98年的25家业余俱乐部、足校减少到今天的5家俱乐部。沈阳市足协曾试图组织95、96年龄组的青少年比赛，结果因人数太少无法组织。而曾经的足球人口输出大户抚顺市，目前有足球俱乐部两家，教练员仅4人，在训的注册运动员不足20人，铁岭、盘锦这样的中小城市，青少年足球基本处于荒废状态。
二、全国范围的情况：2007年在中国足协及49个地方协会处申办管理的足球学校共有50多所，登记的足球俱乐部一共是497个，注册的青少年球员（也称为业余球员）数量是13000多人，拥有职业合同的职业球员是1792人，2008年的一些数据正在减退中。日本有注册球员65万人，俄罗斯有150万人，土耳其注册球员55万，德国注册球员63万，西班牙注册球员70万人，克罗地亚人口只有466万，注册球员却有10万人，每40人中差不多就有一个专业球员，而荷兰是每15人中就会有一名注册球员。中国，平均10万人中才有一名注册球员，比国务院任命的“科学家”概率还小，所以我们神七上天了，足球落地了。
为什么中国各行各业从业人员都在增加，足球运动员却和华南虎一样逐年减少？有人认为这是因为社会娱乐分流造成的，人民从只有两三种娱乐方式进化到了各个领域导致青少年分流，但我认为这是狡辩，因为亚洲一流娱乐集散地的日韩并未因分流而导致足球受关注减少，青少年投身足球训练的人数远远超过娱乐青年，何况，中国的娱乐业其实在亚洲和中国足球一样并不入流，也根本杯葛不了多少份额。还有人说这是因为足球训练投入太高导致家庭不愿送孩子去足校，但近三万人（训练费远超过足球）投入高尔夫训练近六万人投身斯诺克训练（训练费也超足球）怎么解释。所以，我认为体育管理机构应该负责，金牌战略直接导致青少年足球人口急剧萎缩，一份报道中指出：
1995年，总局提出了奥运会“金牌战略”，在一次工作会议上，一名总局领导提出“在奥运会上一名运动员能够拿几块金牌，培养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成本低，而足球这样的集体项目不能拿金牌就要减少投入”，并作为计划落实下来，很多省市体育局都砍掉了足球队伍。其中最离谱的是山东青年女足，当年山东女足正在外地打比赛，这时总局和山东体育局的命令发到队伍“全队就地解散”，队伍一下子就在比赛外地解散，正因为倡导了金牌战略，足球这个没有希望拿金牌的项目，被一纸行政命令削减了队伍，很多体育局也不得不将足球队从编制中裁掉。除了奥运会之外，城运会和全运会也是金牌战略的重要领地。那些足球落后甚至比较贫穷的地区体育局的领导就表示，全运会和城运会都是“金牌战略”，搞足球还不如花100万甚至200万买一个能够拿金牌的运动员。因为，搞足球每年一支队伍至少投入150万，4支队伍就是600万，4年就是2400万，花费巨大还不一定有成绩，而这个价格，“完全足够从其他省市购买多名能够夺金的个人项目运动员。”
高尔夫、斯诺克从来没有真正进入体育管理部门核心地带，所以它们幸免于难，但作为主要以乒乓、羽毛、跳水、举重、射击等偏门项目为中国争夺巨大荣誉的国家体育总局，确实没有欲望把精力投放在在世界范围内竞争激烈而且花费巨大的足球上，我定义过“国家体育总局其实不是体育运动推广总局而是奥林匹克金牌争光总局”，它要负责的是每四年能进账多少枚奥运金牌并适时研究包括蹦床在内的冷门项目，而不是向群众喜闻乐见的项目负责及研究它的运作规律，始于1995、1996年前后的这样一种行政命令很快就把“足球”抛弃在总局的“政绩”范畴之外，于是我们在那个年代看到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方面刚刚诞生的职业联赛风风火火，各类足球学校也应运而生，另一方面总局希望它能够“降温”，当足球国家队层面成绩不如人意时，直接腰斩掉这项运动的职业化进程。而这个动作在之后就体现在对青少年培养的阻碍上。
管不好，但却不愿意放弃权力，按照意大利、西班牙、德国、英格兰的惯例，体育主管部门和各级足协主要负责业余足球运动的普及，而职业足球联赛则很少插手，比如英足总负责的是除英超之外的各级业余联赛和青少年培养，运作的顶级比赛是“足总杯”，这样的分工非常科学，因为作为行政部门才有权力去进行全国化的推广和普及，但行政部门进入市场参与经营运作则有违相关法律；但是在中国恰恰相反，中国足协和主管部门非常奋力地把持着经济属性和行业特性很强的职业联赛，却对青少年及业余联赛极少关心，究其原因是因为“钱”还是其它什么不得而知。
但这种悖反的行为导致中国足协往往需要国家队具有合理梯队建设、人才储备和世界大赛成绩时，“豪赌”反而害了他们“豪赌”的初衷。举例：阎世铎豪赌世界杯不惜砍掉原本属于青少年训练的经费，当时需要一百万人民币就可以搞起来的一个青训计划研讨会就这样废掉，他终于因沈祥福部失去雅典奥运参赛权及女足奥运惨败被迫离开足协；谢亚龙一方面豪赌以23岁以下青年球员为主参赛的北京奥运，令人惊讶的是他却对青少年足球毫不关心，当初定下来的只需花费60万人民币年薪的可可维奇被否决了，九个大区的青训计划也消失了，本来要进行的“青少年足球会议”也被否决了，他后来私下说：“没办法，我还得把主要精力放在奥运会上啊，等奥运会后再来研究青少年足球吧”。两任足协主席都寄望奥运会能带来巨大政绩，但他们却采用的是杀鸡取卵的方法。鸡死了，卵也没取着。
投资巨大的秦皇岛中国足球学校曾经作为中国足协官办的黄埔军校，鼎盛时有1000多名学员，现在只有300名，原因除了因足球形象差招不来学生外，更重要的是官方并不重视，主席们都去搞“出线足球”了。谁能相信以一国足协之力招不来超过300名足球学员的怪事？别说巴西里约州，就算是日本国也能轻易招来逾万学员。日本人以教育部门为龙头展开业余足球训练，在教育部门推动下各学校都有数支甚至数十支足球队，而日本足协抓住时机派出资深教练和运作机构进入，从中发现人才进入联赛和国家梯队。
我们为什么不学日本？中国足协一向拿“和教育部门合作，这并非足协一家之力能够完成”来解释青训无法更大普及，但是前年时任青少部主任的冯剑明先生力主和教委联姻，却根本没有得到谢亚龙的支持，最终这次合作因区区一百万人民币的启动经费而夭折，最后，冯剑明先生也黯然引退。但与此同时，中国足协把大量经费投入到豪赌奥运上面，这导致经费严重不足，比如两年前，青少部全年经费近1000万，而今年不到500万，明年也许会更少，而这区区几百万费用，是全中国青少年足球事业经费的全部，还不如一个一线球员的转会费。
我听到这样的故事，由于缺乏经费，在U17国少出征乌兹别克斯坦之前，国少队的科研教练陈效科在球队进行最后备战时就离开球队，而原因竟是因为经费不足，无法负担参赛费用；另外，2002年，中国足协开始每年下拨900万元资金用于青少年队伍的九个大区中，其中每个大区拨款100万的经费。但是，2005年之后，囊中羞涩的中国足协不再支付100万元的比赛费用，大区赛消失，原本的斯拉夫教练纷纷出走，很多足球苗子也转行，有不少甚至去凭一副好身板当了夜总会保安，或赶场歌手。
这不是中国足协一家的错误，而是整个中国体育机制的问题，把“奥运夺金”当成中国体育唯一的至高的神圣不可动摇的任务，使得“体育”成为奢侈的、小众的、政绩的皇家“江宁织造”而不是节约的、草根的、强身健体的为人民服务机构，所以这么多年我们奇怪的问题有了答案——凡参与和观赏人数、需要强大基础的运运众多如篮球、足球、田径项目，就是中国体育的短板，凡只需把一百人关起来集训十年就能取得奥运金牌的冷门项目如乒、羽、跳水、举重，就是我们的“传统优势项目”。
因为，我们的体育机构实在不可能浪费精力去向全民推广、服务、传授、经营这些运动，最节省最能突出荣誉的就是搞好乒、羽、跳水、举重、射击（我没有丝毫指责这些项目的意思）。所以，包括各级体育局各级足协从来都不是为了推广体育而存在的，只是为了金牌，而且从整体上看基本是小众项目的金牌。其实我从来不反对各级体育局和足协以奥运为纲，而且我认为在中国国情下这是最行之有效的，但我反对因此就放逐了足球，就像你炸得一手好油条，你当然而且必须把炸油条作为招牌，但你却不能不准别人蒸馒头，自己不蒸馒头而且还垄断了馒头的权利。如果真这样，就成为观念式腐败。
全世界只有中国没有全国性成熟青少年赛制。现在三十岁以上的球迷应该对80年代“萌芽杯”“贝贝杯”有着特殊的情怀，从这两项全国性青少年赛事里诞生了郝海东、高峰、范志毅、徐弘、彭伟国……可是后来忽然就取消了赛事，据说又是来自“行政命令”，因为费用太高管理不易，而且足协应该把精力放在职业联赛上。后来代之以民间乌七八糟的“足校”，在业余体校制度逐渐淡出历史舞台后，其实足校本来应该是民间办足球的一门正路，毕竟日本也有大量这样的足球学校，但是体育部门和足协却不像日本足协那样亲历亲为去参与建设，而是在整个90年代只收管理费，不制订相关法规，也不进行业务指导，很多部门还借用牌子和民间足校同流合污，很快，“足校”作为中国足球奇观就消亡了，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根本没有像“萌芽杯”“贝贝杯”这样全国性联赛，学员交了上万学费却踢不上正规比赛，家长认为学校是在骗钱，学校认为主管部门是在圈钱，主管部门认为还不如倒退去搞业余体校好……于是，就作鸟兽散。
很滑稽的是阎世铎的硬性规定“每支中超俱乐部必须有三支梯队”，他根本不去想，在整个青训计划被破坏后，这个规定只能导致各俱乐部投机取巧，于是，全部俱乐部都采用“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办法，培养不如买断，买断不如租借，应付上级了事。这导致大家都不把精力放在培养青少年而是四处打探收购青少年上面，中国的行业管理者在制订一项措施时，往往不考虑可行性，只考虑光鲜的条款。
职业俱乐部的青训制度是最近十五年来全球很流行的方式，但是进入职业俱乐部青训机制的人员相当数量最早来自地方足协，比如意大利巴乔、英格兰兰帕德、西班牙托雷斯，曼联在弗格森入主后大搞“曼联直通车”计划——每逢周末就把俱乐部大巴开到足总规定地区的全日制学校（英足总规定各俱乐部不得跨出规定地区招生以免相互利益侵犯），把七至11岁的小孩子们接到卡灵顿青训基地去，让孩子去“感知足球”而不是职业训练，发现其中好苗子就特别对待，然后才进入到曼联的青训梯队里，相当于足球周末兴趣班。这样的方式是欧洲普及的标准模式，而其中牵线搭桥者，其实就是各地方足协，如果这名孩子最终得以进入职业转会体系，地方足协可以参与分成，再次用于对孩子的足球培养。
而中国足协，迄今为止没有一本关于青训成果转会后的利润法规，而体育总局也不过问，因为，体育总局属于为全国人民拿奥运金牌的上级单位，它想都想不到发展足球运动还需要这样，在它的思路里，所有乒乓、举重、跳水冠军都是各地方体育局系列的教练直接跑到农村或城镇里招生，这是体育事业，而没有市场经济含量，虽然他们获冠军后都会参与到分奖金的战斗中去。
关于中国足球青少年训练的痼疾，各家专家体育报已报道甚多，可是伟大的谢亚龙在召开一次很表皮功夫的青训会议时居然下令不邀请相关专业报，说“这种问题，找如人民日报这样的中央级媒体就可以了”，可是中央级媒体在这些方面的研究比谢亚龙还不如，它们只知道报道奥运争光。中央媒体根本不知道或者知道也不报道：现在89至90以及之后的青少年足球运动员，实际可能参与到职业运动中的人数不足五百名，我们将只能拿这五百光猪勇士去和世界竞争，请上帝来执教也出不了线。
“中国足球”已不再是竞技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因为我们过份重视金牌却不重视以足球给老百姓带来应有的欢愉，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很多时候青少年踢场球要排上三天的队才能租到场地，而且在中国很多城市很多学校，已把不准踢球纳入校规校纪，严重者将被开除，我真的希望布拉特先生能知道这种情况，通知国际足联博物馆把这条中国式军规列入档案里，上书：“足球进入21世纪后，在人口最众多的国家受到最严重的挑战”。
体育部门当然会找到充分理由认为这并非它所能控制的——学校把不准踢球当成校规校纪。而学校也认为孩子踢不踢球和它没有直接关系——它要的是升学率。真的，再过四年，中国无人踢球。
下面是地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6e7ba410100ausi.html，大眼还有很多好文章，有空不妨看看。
ps：第一次发贴，不懂排版，原谅则个。
